“从1992年到现在，一直都是以技术为核心。”在回答《英才》记者关于商业与管理模式问题时，凯迪生态（000939.SZ）总裁张海涛的回答非常简练。
2015 年 6 月，凯迪生态成功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将业务和资源整合，公司经营规模扩大，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布局最广的生物质发电企业。最近三年，生物质发电业务收入占比分别为52.07%、64.43%和64.68%。
实际上，早在2005年，凯迪生态就开始涉足生物质能发电，在清洁能源领域，生物质发电属于其中一个细分市场，凯迪生态作为国内第一家摸索生物质发电领域的企业，前期也存在商业模式不清晰，技术不稳定等情况，为解决这些问题，凯迪生态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攻坚与资产重组。
“从电子化学到脱硫，再到生物质能源，核心技术全部靠自主研发，我们有自己的研发团队，有国家重点实验室、科研办和国家级企业中心、企业金融中心三位一体的研究中心。”张海涛表示。
据了解，发电机组运行效率和稳定性是影响生物质发电企业盈利的关键因素。而凯迪生态的生物质能发电项目，27%采用自主研发的中温次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直燃发电技术（第一代技术），63%采用自主研发的高温超高压循环流化床发电技术（第二代技术）。
其中，第二代技术整体运行参数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即综合转换效率34%、单度电燃料消耗1.2KG/KMH、厂用率小于 10%，并已成功研发了第三、第四代生物质能发电技术，具有持续升级的技术储备能力。
“跟其他的新能源不一样，它运营成本很低，前期造价比较高，占到整个成本60%—70%之间。其次就是原料成本，从农民的手里去收原料。”张海涛告诉《英才》记者，“现在生物质能源的规模也不是太大，装机规模才600多万千瓦，电厂规模都比较小，建起来也很快。一个电厂的建设周期10—11个月。可复制性很强，推广很快。”
另一个成本问题就集中到原料上，由于农作物秸秆等生物质资源密度低、体积大，原料收购成为制约生物质发电大规模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生物质燃料成本也有不断增高的趋势，仅靠自己收购永远“喂不饱的生物质电厂”，需要在原料采集上进行创新。
“之前原料挂牌收购，但这种模式容易衍生中间商，中间的人从农民那块收东西，然后再送到企业里去，这就违背我们做这个产业的初衷，我们实际上是想把这部分钱支付到农民的身上。”张海涛表示，“所以我们开辟了逐级收购的模式，组织线下网络，把村级收购点建到农民的田间地头去，一个厂建40—50个收购点，以合作社的方式嫁接精准扶贫。”
凯迪生态2016年报显示，2016年，公司完成燃料收购量912万吨，同比增幅62%；建成投用村级网络收购点1016个，农民专业合作社661个，按照“公司+合作社+贫困户”模式，吸纳建档立卡贫困户1295户，户均增收4000元。
“谈不上是一个暴利行业，本身就是一个承担社会责任的事情，类似于农业废弃物的一种处理，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治理环境。”张海涛对《英才》记者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