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经济目前有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一是经济增速持续放缓，金融风险快速上升；二是政策空间日益缩小，政策效果逐渐下降；三是快速增长的动力逐渐从东部沿海转向中西部。深度一点分析，经济持续放缓的核心原因其实是劳动生产力增速持续放缓。
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许多行业严重产能过剩；二是要素成本快速上升，包括劳力、资源和环境成本均大幅上升。
新常态下，单纯依靠货币信贷和财政债务刺激难以持续，往往只会适得其反。2009-2013年，我国货币刺激史无前例，真实GDP增速却反而持续下降。新常态也非中国独有的现象。上世纪90年代，时逢互联网革命高歌猛进，美国经济前景突然变得光辉灿烂，人人争相谈论“新经济”，失业率降到4%以下，通胀异乎寻常稳定。人们相信美国经济的长期趋势增长率已经从之前的3.5%提高到4%以上。
然而，新经济好景不长。互联网泡沫很快破灭，紧接着是金融危机和大衰退。如今美国经济有所复苏，仍是弱复苏。什么因素决定一个国家的长趋势增长率呢？最重要者只有两个：一是劳动生产率增速，一是新增劳动力的增长率。
多项研究和数据表明，这两个因素的增速均大幅度放缓。新增劳动力下降的原因很多，最主要是出生率的持续下降和日益僵化的移民政策阻碍外来劳动力进入美国市场。
劳动生产力增速持续放缓则难以解释。按道理说，过去30多年来，以互联网和无限通讯为核心的信息科技革命或第三次工业革命风起云涌，技术进步之飞速前所未见，劳动生产力增速应该持续上升，不应该下降。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20世纪经济增长理论大师、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索罗就曾经发出过一个著名的疑问：“到处是电脑，可是劳动生产力在哪里呢？”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自传《动荡岁月》里，将到处是电脑、互联网，到处是信息科技，劳动生产力增速却持续放缓的现象称之为“劳动生产力之谜”。
笔者对“生产力增长之谜”的解释是全球经济普遍“脱实向虚”，即全球性虚拟经济过度膨胀，脱离实体经济自我膨胀，刺激和促进以金融投机为核心的虚拟经济，实体经济领域的投资并没有实质性的快速增长。譬如，1960年代之后，美国国内资本投资持续下降，从1965年占GDP的21.4%下降到2012年的16.2%。美国非农单位小时产出（也就是生产力）亦持续下降。
美国之外，其他发达经济体亦出现类似现象，虚拟经济恶性膨胀，货币信贷规模快速增长，实体经济增速却萎靡不振，劳动生产力增速持续放缓，这就是全球经济的新常态。
教育、科研、医疗、公共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实质性投资是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要将信息科技革命的成果转化为实体经济领域的实质性投资，需要多项政府政策来配合，包括消除管制、鼓励竞争、减轻公司税收负担、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扩大就业培训等等，最主要的是消除垄断和管制以及减轻税收负担。美国如是，中国亦如是；发达经济体如是，新兴市场国家亦如是。经济运行有自身的规律，这就是规律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