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金融高官们突然玩起了“退潮”游戏。
继高西庆卸任中投，中国对外投资的另一驾“马车”，国家外汇管理局也传来了重磅消息：四年前神秘“空降”，随后业绩和“努力”获得高度认可，但始终“隐身”的国家外汇管理局首席投资官朱长虹于1月底正式离任。
外管局、中投还有时隐时现的央行，构成了中国海外投资的三驾马车。当然，最重要的是外管局和中投，尽管他们的分工并不一致，但其实交集仍在，也正因此，竞争和比较犹存。
此次两位负责投资的“决策人物”同时离职，究竟昭示着什么呢？
离职不奇怪
对于熟悉中国金融体制的人来说，朱长虹的离去虽然有些遗憾，但似乎并不难理解。
朱长虹是当年美欧身陷金融危机时，中国政府启动“千人计划”为招揽海外人才回国，向他们提供现金奖励和研究资金，更鼓励其为国效力的一个最经典案例。据说当时，是时任外管局局长的易纲亲自将朱长虹招至麾下。
2008年开始的金融海啸掀起的金融机构裁员潮令华尔街不少华人失业，面对短期内难有起色的境况，许多华人都考虑趁机回流中国，希望在国内发展中的金融市场分一杯羹。但朱长虹和这些人有很大的不同，他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发现。
因为易纲本人也曾在美国待过多年，曾任印第安纳大学-普渡大学印第安纳波利斯分校经济学教授，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央行内部少有的熟谙国际金融市场和国内金融体系的技术高官之一。因此，招揽朱长虹并不出人意料，但让朱执掌中国外汇投资，还是让当时的市场为之一惊。
作为一个出色的物理学家，朱长虹能够在高人林立的华尔街占得一席之地并不让人意外。其实很多中国学生在美国完成了基础理论研究的博士学位后，往往发现他们根本没法实现自己的美国梦，于是乎，一大批天才少年们在学习了天体物理、天文学、数学乃至生物医药等等学科后却纷纷投身华尔街。而华尔街的“复杂”，在这些满脑袋数学、物理模型的天才眼中，过于简单了，朱长虹也恰是他们中的一员。
朱长虹在1985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1989年获物理学学士学位，并获得中国科技大学最高荣誉“郭沫若奖学金”。随后，他到芝加哥大学学习量子物理学，仅仅用了四年，朱长虹就以让导师意外却很满意的速度获得了在很多人看来十分困难的博士学位。
据说，朱长虹在芝加哥大学的毕业论文是《朗道能级内部极化与维格纳晶体》，研究电子相互强烈干扰并互相缠绕的环境，这是物理学当前的一个热点领域，可能会带来量子计算的突破。
只是这样一个学术新星，很快放弃了他的研究梦和甚至在美国人看来都前途光明的学术生涯，成为一个债券交易员。1995年，朱长虹进入美国银行工作，1999年，加入堪称固定收益投资界巨无霸的全球最大的债券投资基金之一、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成为知名投资者比尔·格罗斯(Bill Gross)的得力助手，任政府债券、机构债以及衍生品部门的投资组合经理。
在投资圈中，PIMCO的名字无人不知，它由“债券之王”格罗斯和前IMF副总裁埃利安于1971年共同创建。该公司在美国金融界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为其顾问。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该公司帮助政府设计了各种金融救助方案。2009年12月初，曾主管7000亿美元不良资产救助方案的前财政部助理部长Neel Kashkari也加盟PIMCO。
如此高手云集的地方，仅仅6年时间，朱长虹就升至董事总经理，这样的速度，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美国最知名的投资机构中，几乎不可能再有第二个人了。当其39岁时就负责PIMCO的230亿美元“绝对回报策略”的对冲基金系列。而且，作为衍生品部门主管，朱长虹还是该公司投资委员会委员。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房地产记录显示，朱长虹在加利福尼亚买了两处豪宅，并在拉斯维加斯买了一套公寓。但2009年底，他离开了这样的生活，回到中国，成为外管局储备管理司的首席投资长。
“整肃”投资
全球10万亿美元总量，中国占40％，这就是朱长虹当初走马外管局所面临的处境。
中国的外汇储备资产从2000年的1655亿美元增长到目前的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居世界首位。
在朱长虹走马上任前，2009年7月，央行副行长易纲接替胡晓炼兼任外管局局长。此前，中国外汇储备运营，无论国内外投资界都认为中国政府会一味“增持美债”。
事实上，当时人们并不看好外管局的投资，以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元贬值可能导致中国在美投资损失20％-30％的资本。“中国陷入美元陷阱非常深，以至于想要进行多元化的配置，一定会造成资本损失。”
金融危机后，如何确保2.3万亿（据2009年数据）美元资产安全增值，成了交给朱长虹的任务。
和美国保持距离，在世界寻找机会，这就是朱长虹在外管局四年投资的注脚。
朱长虹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减少美国国债的购买，扩大对美国公司债、股票和房地产的投资，不再单纯依赖于投资美国国债。
2010年5月，美国10期国债收益率下降，价格走高，外管局开始坚决减持，且出现不同以往的大手笔。同年6月，中国减持美国国债240亿美元，其中抛售的美国长期国债高达212.23亿美元。综合数据显示，中国累计减持美国国债511亿美元。
而且，这次中国的减持与其他国际投资者反向操作。但美国国债的走势显示了朱长虹掌舵的外管局储备司“踩点的精准”，在市场逐渐形成弱势美元的共识后，美国国债价格逐波下行。
朱入职外管局后不久，中国约45%的外汇储备（1.11万亿美元）都投资于美国国债。自他上任以后，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总量虽然增加，但美债占外汇储备的比例却稳步下降，2013年9月这一比例已降至35%（1.29万亿美元）。
第二件事情就是在全球寻找合适的投资。
2012年下半年，朱长虹大举买入日本股票。随着2013年安倍经济学推行，日本股市暴涨，中国再度获高额回报。2012年开始，中国连续7个月增持日本国债，在此期间累计增持额达到2.31万亿日元；但在当年8、9月期间，开始抛售日本国债，减持量接近2.8万亿日元，此时正是日元的升值高点。
有专业人士估算，外管局在日本国债这宗交易上，收益率约为9%-10%。此外，在许多投资者担心欧洲债券风险之际，朱长虹促使外管局加大了对欧洲债券的投资力度。据外电报道，从2012年5月以来，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在英国注册的全资子公司Gingko Tree Investment Ltd.已经做出至少四笔投资，投资对象包括水务公司、学生公寓，以及伦敦和曼彻斯特的写字楼，金额超过16亿美元。
可以说，近几年外管局在投资方面超越这种传统角色，把一小部分资金配置于上市公司股份甚至是私募股权。尽管外管局基本上保持低调，在蓝筹股中设置非常小的头寸，或将资金配置于第三方资产管理机构去代它投资，但这一小步的确难能可贵。
难题依旧
可朱长虹依旧还是要走。
“其实，海外人才，大都带着临时工的心态，很职业，却也很难要求他们像国内土生土长的职业官僚或者职业技术者那样，一直在一个地方安稳的干下去。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新挑战，或是一个尝试新角色的机会，当然也会让自己的履历更加丰富和诱人，但是否需要一直干到退休，他们和国内的人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一位金融从业者如是感叹。
但不可否认，朱长虹的许多做法的确动了别人的“奶酪”，或许也伤及一些利益。毕竟外管局不同于中投，中投可以承受风险，可以尝试新鲜投资，甚至可以尝试多元的投资，而外管局不能投资于风险性资产——它可以有小部分投资于有风险的资产，大部分投资都不应该有很大的风险。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会带来名誉风险，中央银行是不应该有名誉风险的。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国家的央行都不会涉足风险性投资的理由。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认为，外管局和中投完全可以不必比赛，让投资公司专注于风险性投资，而外汇储备保管人管理外汇储备。理论上，它的职责应该另有侧重。
外管局的投资不会因一人到来而变，也不会因一人离去而改，作为“亦敌亦友”的中投，也是如此。事实上，接近4万亿美元的中国外汇储备，管理起来无论如何都不会容易。
朱长虹来了，他把中国外汇投资的道路修的“平坦宽阔”；朱长虹走了，无论谁来，路其实都一样，但如何把路走好，答案只有时间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