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最近有些发愁,他正为欧元区成立11年来最为严峻的挑战焦头烂额。
数月前,刚刚上台的希腊社会党政府就对外宣布,2009年希腊财政赤字占GDP比例将超过12%,远高于欧盟允许的3%上限。希腊主权信用评级随之被降低,其主权债务危机也宣告开始。希腊债务问题尚未破题,西班牙、葡萄牙等欧元区边缘国家的债信危机又开始不断蔓延,人们至为担心的是,如果这场危机继续向欧元区核心国家扩散,欧元区货币联盟的稳定无疑将受到严重威胁。
“如果说2008年是次贷危机发生年,2009年是次贷危机转化为金融危机的年份,那么2010年,将可能是全球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年。”知名财经评论人朱大鸣向《英才》记者如此表述。
祸不单行。就在欧元区的债信危机愈演愈烈之时,一场以欧元暴挫为赌注的交易又浮出水面。据海外媒体报道,美国司法部已经就一些国际顶级对冲基金,如索罗斯旗下的基金、绿光资本、SAC资本等是否“密谋”联合做空欧元展开调查。
形势似乎变得更加动荡不安。
以前,提到主权债务风险,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如曾经发生过公债违约的俄罗斯、厄瓜多尔等等。眼下,主权债务危机似乎开始考验发达经济体了。评级降级、公债流拍……种种迹象表明,金融危机以来,随着各国刺激政策的频频出台,走在最前面的欧洲各国的财政体质开始恶化。许多发达经济体财政负债累累,主权债务风险不断显现。在各国刺激政策有意“退出”的关键时刻遭遇如此打击,对世界经济复苏可谓是当头棒喝。
据英国《经济学人》统计,目前全球政府负债已突破35万亿美元,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负债率均已达到历史高位。可以想象,不管是哪一国的资产和经济增长负担不起其沉重的债务包袱,其主权违约风险就会增大。如果美欧日等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发生债务危机,谁能保证世界经济不会发生又一次危机?
第二波金融危机
危机可怕,但比危机更可怕的是对危机的熟视无睹。
金融危机把全球经济拖入谷底,各国政府在危机到来之时纷纷使出浑身解数准备自救,动辄上千亿美元的救市资金带来的不仅是经济复苏,还有巨大的债务压力。
长期以来,许多发达经济体对财政赤字货币化习以为常,包括美国在内。有专家撰文指出,财政赤字大规模货币化终将导致财政列车脱轨,或引发高通胀预期,或者二者同时出现,从而大幅推高长期国债收益,把本就十分脆弱的经济复苏活活扼杀。
财政刺激政策是经济危机之下的无奈之举,但付出的代价也不小。正是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各国现在都在想方设法平稳“退出”。
如今,美国巨额财政赤字和国家债务已经成为让全世界不安的话题。用朱大鸣的话说,经过几十年才消化完的美国财政赤字,现在到了死灰复燃且越来越高的地步。2008年,小布什的赤字达到4550亿美元,当时人们惊呼破了纪录,而2009年奥巴马的赤字则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42万亿美元。以至于当2010年美国赤字可能接近1.6万亿美元,媒体已经见怪不怪了。作为世界主要的全球储备货币,主要体现为美国国库券和长期国债的全球外汇储备仍在不断累积。作为净债务国,美国的人口正日益趋于老龄化,加上社保、医保体系面临的资金缺口,美国经济复苏乏力,财政赤字持续货币化的风险无疑将会不断累积。有专家认为,如果必要的财政巩固措施迟迟不出台,投资者无疑将会对美国国库券和长期国债越来越警惕。
欧元区不少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如今已是迫在眉睫,这也使得欧元这个美元的宿敌暂时处于相对安全的情况下。有分析说,如果美国继续放任其不断增长的经常项目赤字和财政赤字,必将动摇美元的世界货币霸主地位。事实上,只要有第二种货币替代美元用于石油等大宗商品的结算,美元的统治地位就将不复存在。因此,美国也无法继续将其巨额的债务输出给其他国家。一旦拥有庞大国际储备的债权国大量抛售手中的美国国债时,美国经济无疑将受到沉重打击。
在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努里尔·鲁比尼看来,最为紧迫的问题可能还在于,主权债务危机较为严重的欧元区国家,是否经得起一系列猛药:“实施痛苦的财政巩固措施,以通缩形式让本币对内实际贬值;引入结构改革以提升生产力,并且还得抵御住阿根廷式自暴自弃的诱惑——退出货币联盟,搞汇率贬值和债务违约。拉脱维亚和匈牙利等国家似乎已经忍不住想这么做了。希腊、西班牙和其他欧元区国家是否愿意接受这种痛苦的调整,还有待观察。”
动荡的一年
各国政府必须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沉重的债务之间寻找发展宏观经济的有利途径。
次贷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经历了两次强余震,一次发生在中东的迪拜,另一次就是至今仍未见结束迹象的希腊。尽管市场可能认为希腊危机将以救援行动或者拖欠债务终结,但经济学家谢国忠撰文指出,这场危机可能拖延较长时间,甚至可能数年。
国际知名评级机构穆迪公司在近期发表的一份报告中也提到,“对于主权风险来说,2010年可能将是动荡的一年。”这个报告令投资者意识到全球主权债务风险的剧增。
更多积极的反思开始出现,首先是针对处于危机风口浪尖的欧元区成员国。有分析师指出,欧元区成员国相继陷入困境,却求告无门,不能不让人重新思考欧洲一体化制度建设上存在的缺陷。
“长期以来,欧元区在经济方面将货币政策交给欧洲央行,这是一个硬约束;同时,它依靠《稳定与增长公约》来监管成员国的财政政策,这是一个软约束。欧盟原本是希望通过各国的财政自律,来实现经济平衡,因而并未赋予欧洲央行以对成员国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欧元区的创建者们甚至认为,这样的制度安排可以最大程度降低成员国的道德风险问题,使得其被迫实现财政自律。其结果就是统一的货币政策、半统一的财政政策之外,缺少了一个危机救援机制。”
当然,如果债务危机进一步发散加重,无疑将对欧元区的经济造成更大的压力。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出现第二次衰退的可能性似乎不是很大,毕竟今年的经济情况和去年相比不大一样。该来的迟早会来,来了仅仅是害怕也解决不了问题。
也有较为乐观的评论人士认为,希腊等国的问题虽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但希腊等一些问题最严重的国家已经暴露出来,随着全球经济复苏,主权债务违约的风险就有可能逐渐降低。
不管怎么说,目前这种过度开发、过度金融化和过度举债的实体经济发展模式无疑是值得反思的。吃一堑长一智,对于以后的全球经济发展来说,金融危机既是一个教训,也是一面镜子,随着资本市场上种种问题的出现,实体经济存在的诸多问题也会慢慢暴露。有分析师表示,在未来的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毋庸置疑的是,实体经济需要进一步调整:各国政府必须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沉重的债务之间寻找发展宏观经济的有利途径。
愈演愈烈的主权债务危机,也为中国敲响了警钟。虽然中国当前的国家债务和财政赤字都远低于国际公认的风险临界点,但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迅速扩张,也让不少人开始担忧。随着地方政府债务的无序扩张,一旦出现债务违约风险,将会对经济实体的复苏产生重大影响。如何把握地方政府债务的扩张节奏,无疑将进一步考验政府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