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军人，不惜倾家荡产，从两鬓染霜到一头白发，为众多阵亡的战友恢复烈士名誉，并把一份份烈士证送到烈士家，让亲人们得到了一份迟到的心灵慰藉和一份永恒的荣誉。
这条在山西卫视播出的新闻让辽宁出版集团公司董事长任慧英非常感动，看完新闻的第二天，他立刻打电话给一位出版社社长，出版社立即组稿，半年后，一本名为《送84位烈士回家》的书面世了。这本书很快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确定为全国庆祝建军80周年百种重点图书之一，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我们能做的到此就结束了”，任慧英说道，“但是，现在一听到这个故事，你首先想到的肯定不是我们的这本书，而是冯小刚导演的《集结号》。”
“从业态看，这只是一本书和一部电影的差异；但从市场价值看，这是几万元和2亿多元票房之间的距离。”任慧英略带遗憾地说道。过去由于资本实力的限制，出版人传统经营理念对资源外延式的利用，以及附加值的综合性开发，一般只能到“书”为止。
不过，类似的遗憾今后应该不会再出现了。2007年12月21日，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601999.SH，以下简称“出版传媒”）作为“中国出版传媒第一股”成功上市。“现在我们可以对那些目前尚未被别人关注的出版资源和能够外延到相关文化产业的有效资源进行买断式地占有，再多元化地培育和开发。”
据中国出版网数据显示：按图书发货码洋统计，在全国的地方出版集团中，辽宁出版集团公司名列第四。由辽宁出版集团公司控股，并注入优质资产的“出版传媒”这支以行业名称命名的股票之所以能吸引众多投资者的目光，还因为它是出版业第一家带着编辑业务上市的出版企业。
开放媒体的“厨房”
截至2007年底，已有13家新闻出版类企业向主管部门提出上市申请。
在“出版传媒”之前，沪深两市的传媒板块上已有粤传媒、新华传媒、博瑞传播、广电网络、东方明珠、中视传媒等10多只股票，此外，还有在香港上市的四川文轩、北青传媒等。
但这些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仅仅限于母公司的可经营性资产，如广告、发行、印刷等。因此被业界形容为“没有厨房的餐厅”、“没有大脑的身体”。
中央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对出版业和文化产业借助证券市场做强做大，给予了全力支持、推动，以及有关政策的创新与突破。2007年10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将“允许新闻出版传媒整体上市，不再局限于将报纸的采编业务与广告等商业经营剥离开来的做法”。
事实上，早在2006年9月，国家有关部门就提出要“在2010年前推出一批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的上市文化公司”。
由于改革和发展上的良好业绩和所具备的优势条件，辽宁出版传媒成为此项政策的第一个受益者。
带着“厨房”上市的“出版传媒”受到投资者的热烈追捧，上市首日开盘走势很好，当天涨幅飙升329.53%，被誉为“2007年沪市最牛新股”。前不久，刚刚挂牌3个月的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也宣布将把核心出版业务注入科大创新(600551.SH)，后者的股票连续多日开盘即涨停。
截至2007年底，已有13家新闻出版类企业向主管部门提出上市申请。目前，重庆出版集团的上市申请已得到新闻出版总署书面同意；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借壳*ST耀华(600716.SH)已进入实质谈判阶段；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控股的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已进入上市辅导期……
业内人士预测，2008年将会出现一波传媒整体上市的热潮。
上市为什么
上市是为了能从传统的原始积累式的产业增长方式向战略投资者转变。
传媒企业上市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上市以后干什么？怎么让从投资者那里拿来的钱尽快增值？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张其友认为：传媒企业应该在上市前就考虑好“拿到钱之后怎么花”。当然，现在能带着出版业务整体上市，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能投资主业就好多了”，张其友说，“他们对主业很了解，投资主业的空间也大得多。”
“出版传媒”在其招股说明书中列出了其募集资金的四项用途：设立辽宁出版策划有限责任公司、用于辽宁北方出版物配送有限公司增资项目、用于北方图书城北方区域出版物连锁经营体系项目、补充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流动资金项目。
可以看出，这几项投资基本都围绕着出版社的主业，在张其友看来，这种对主业上下游的纵向整合“比较符合投资规律”。
规模不大是传媒企业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同样以内容产业为主的贝塔斯曼，一年的收入大约有200亿欧元，“比全国所有的出版社加报纸的收入都多”，任慧英感叹道，“做大得先做强，不强不大很难具备相当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目前中国没有形成在世界出版业界有强势竞争力的出版集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国出版业一向具有很强的区域性特征，基本是以省级出版集团为主体，各省以行政区划为据，同构化倾向非常明显。不过，任慧英乐观地表示：“从市场角度来看，同构化的问题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行业都不会长久存在。”未来，真正以资本为纽带的整合将成为大趋势。
至于做强做大的途径，“最快的就是强强联合或以资本为支撑各种方式的融合、并购等”，任慧英说。信中利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汪潮涌对这个问题的想法是：“最好能分类型整合，比如让高教社、人教社、各省的高校出版社联合起来，会具备很强的竞争力。”
相对于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98%的收入来自主营业务，安徽出版集团却广泛涉及地产、医药、卖场的多种产业。安徽出版集团总裁王亚非的观点是：“仅靠单一出版，只可勉强生存，不可能有大的发展。”
对此，任慧英表示认同，在他看来，“多元化发展涵盖的主营业务和相关业务以及其他产业业务的空间都很广阔”。
资本标杆
上市后进入全新发展，特别是探索“战略投资者”发展新方向、新模式。
“要是一个电视机厂生产出1000台废品放在库里，就构成了重大责任事故，国资委就会去查你，甚至要负法律责任。但在出版业，要是库里有1000万滞销书、报废书、垃圾书，现在没有人会去追究。不过，这一切将从我们开始改变。”任慧英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在上市前，辽宁出版传媒就做了严格细致的梳理和清查工作：专门制订了有关确保导向，制止低效书，消灭无效书，不良库存责任核查制度，达不到要求的经营者接受听证、问责或有关处理。
上市之后，出版传媒继续强化这方面的管理。“过去很少有人对报废或跌价库存书负责，现在不行了，每一本报废书或跌价库存书、滞销书消耗掉的都是国家和其他投资者的钱。”任慧英把浪费出版资源、长期出无效、低效书的人员称为“双枪手”，即浪费成本和制造坏账。
在中国出版业，还没有确立和制订公众化、与国际接轨的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任慧英说道，“这个传统行业的评估标准和评价体系还没有摆脱数量规模型，除了上市公司外，还没有实行市值、每股收益率等评价经营质量和业绩的标准。国家出版行政管理机构已经对这方面提出了新要求，这种变化是非常明显的，也是行业的很大进步。
上市后不是轻松了，而是感到上市是追求发展的一个过程；上市后进入全新发展，特别是探索“战略投资者”发展新方向、新模式，可能比上市过程更艰难，因为发展是无止境的，压力比过去还要大。但是“就像当年曾在新疆登天山之顶后的感觉，觉得天地无限宽广——过去不能做的、现在能做的事情太多了，尽管上市募集了不少资金，但我们追求和规划的发展目标还是感到缺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