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子江药业创始人、现任董事长徐镜人军人出身，性格耿直，有着典型的“少说多做”的企业家特质。而扬子江药业副董事长徐浩宇，除了每年跟父亲一起出现在富豪榜上之外，很少在媒体露面。
有着41年历史的扬子江药业，外界看来似乎在闷声发大财，但徐浩宇新近接受《英才》记者采访时，讲述最多的却是“内忧外患”之下，民营制药企业的艰难前行。
所谓“内忧”，即医疗体制的改革之路漫长且坎坷。在徐浩宇看来，中国的医疗体制要得到根本性改善，必须中西医并举：“大家都在抱怨看病难看病贵，中国国情复杂、人口多，医改确实不容易。但很少有人想一想，病是怎么得的？如果能从医疗文化上来做出改变，将会事半功倍。”
然而，在西方文化的侵蚀下，有着5000年历史的中医中药发展艰难，即使是曾靠中医起家的扬子江药业，目前的产品结构中，西药也超过九成。
所谓“外患”，即外资药企纷纷来华，且逐渐将重点转移到仿制药领域。既无技术优势、又失去成本优势的本土制药企业，该如何与之竞争？
生死时刻
去年，扬子江药业聘请了一位外籍顾问Mark。Mark从百时美施贵宝退休前，主要负责研发。现在，他每季度来扬子江药业待两星期，专门负责筛选药物。
“有一次，一个川大的院士做了一种新药，让Mark去帮忙评估，他只花了两个小时，就把这种药的利弊说得清清楚楚，”徐浩宇感叹道，在国内很难找到像Mark这样的专业人士。
在新药研发上，中国的制药企业几乎无力与外资药企竞争。国内所谓的创新药，大多数都并未通过美国、欧盟认证，无法销售到欧美市场。
徐浩宇也坦承，扬子江药业的研发投入不到收入的5%，虽然在国内药企中已经算比较高的水平，但根本无法与那些动辄投入15%-20%的跨国制药公司相比。
“10年前，日本就由政府出资80%，联合各大学、院所做研发，将成果赋予企业生产，企业支付另外20%的研发费用，最终一大批企业得到了很好的技术。很多欧美国家也采用这种方式，但我们至今还没有很好的研发机制。”
在徐浩宇看来，除了机制落后外，人才问题也是制约中国药企发展的瓶颈之一：“中国留学归来的专业人才，大多是搞药物研发的，很少人搞药物研发管理，后者需要管理药物研发的整个链条、需要对各个环节都了解，所以要有非常丰富的从业经验。”
在创新药方面，机制和人才的问题难以在短时间内解决；而在仿制药方面，人口众多的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是最大的市场。随着创新药专利到期潮的来临，跨国药企开始纷纷强势出击这个巨大的市场。
在扬子江药业的大本营——江苏泰州市，今年初，跨国制药巨头阿斯利康宣布投建其全球最大的独立生产基地，该基地除了生产原研药之外，也将生产品牌仿制药。
对扬子江药业这样主打仿制药的本土民营制药企业来说，既缺少技术和品牌，又将逐渐失去成本优势，该如何与阿斯利康这样的跨国巨头竞争？
“压力很大。”徐浩宇坦承中国制药行业现在到了“要么改变、要么死亡”的关键时刻：“国内企业必须考虑另辟蹊径。”
蹊径何在？
扬子江药业在成都的子公司正在跟一家德国企业谈合作，“他有几个新药打算放到中国来，我们帮他做生产和销售，把我们公司的股权卖一部分给他。”
“其实国外有些排名并不靠前的药企，不了解中国市场，怎么跟他们合作，这是很好的机会。谈得好还可以利用对方的渠道到国外去。”徐浩宇认为，和外资药企的合作值得挖潜。
早在十年前，扬子江药业就开始了国际化的道路，虽然规模和声势不算浩大，但每一步都走得扎实。
2003年，在经过与默克公司的激烈竞争后，扬子江药业获得了香港特区政府的采购订单，用于治疗心血管疾病的依那普利片，成为第一个打入香港市场的内地化学制剂药品。
今年3月，扬子江药业生产的80万粒奥美拉唑肠溶胶囊发往德国。其实，打开以准入“苛刻”著称的欧盟市场的大门，对扬子江药业来说并非“意外惊喜”，而是“意料中事”。
“我们参照的是美国、英国、日本、欧洲4个《药典》的要求，”徐浩宇表示，扬子江药业目前已有不少产品达到这4个《药典》的标准，“我们的目标是，‘十二五’期间，所有产品都达到这个标准。”
徐镜人曾这样总结扬子江药业的独特战略：不搞兼并联合、不盲目上市、不搞自己不熟悉的产业。对于父亲的“三不”政策，徐浩宇笑称：“那是因为他从前吃了点儿亏，现在年纪又大了，更不愿意跟别人搅合在一起了。”
虽然徐浩宇承认不上市也有不上市的好处，但未来上市是必须的、兼并收购也是必须的。“对于小型企业而言，最好的发展机遇已经过去了，现在比的是实力、思维、资本。对于资本市场，小型企业一定要尽快进入，否则4600多家药企，估计‘十二五’期间至少会淘汰1000家。”
至于“不搞自己不熟悉的产业”，在这一点上，徐浩宇与父亲的看法倒是相当一致：“扬子江坚持做药，不跨任何一个行业。不过，真正要想把医药产业做强做大，我认为可以在健康领域发展，做药、做机械、做健康保健品，这都可以，但不能脱离这个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