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补贴税”初裁结果一出，让焦头烂额的中国光伏企业松了一口气。其实，光伏企业忧心的，不仅仅是此轮行情走低旷日持久，更是悬在头上那把“征收100%反补贴税”的利刃。
3月21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了其对中国光伏企业惩罚性征收“反补贴税”的初步裁定结果：反补贴税率最低为2.9%，最高为4.73%。这一结果远低于去年7家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商提起“双反”申诉时要求的100%税率，同时也低于业内最初预计的20%—30%的税率。对于处在8%-10%盈亏平衡点的光伏企业而言，尚留有一定利润空间。
光伏企业侥幸逃过一劫的同时，或许也给杜邦吃了一颗定心丸。因为如果征收重额反补贴税，伤害的“不仅是中国光伏企业，也伤害了一批为光伏企业提供高端应用材料的供应商，如杜邦。”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告诉《英才》记者。
实际上，杜邦与中国的光伏企业渊源颇深。中国光伏电池板大部分高端材料及一些专用装备均来自于美国，其中不乏杜邦的高端应用材料产品。而杜邦与中国的光伏企业也是相互依傍。在反补贴税悬而未决之际，就与位列双反名单之首的尚德电力、英利签署了大额订单合同。
杜邦此举，意在何为？
牵手多家产业龙头
在BP等一些能源巨头退出太阳能产业的同时，杜邦却在逆势扩张。先是携手垂直一体化光伏发电产品制造商英利，不足半月，又与尚德电力达成了合约。3月下旬，杜邦又分别与天合光能及中电电气签约，展开在光伏领域内的材料及创新协作。
1月31日，杜邦与英利绿色能源控股有限公司(纽约证交所代码:YGE)，就开发高效的光伏电池技术、新的组件制造工艺，以实现延长光伏电池使用寿命及创新组件设计展开合作，目前已经小有斩获。
据了解，英利和杜邦共同协作开发特制浆料，应用于英利高效率N型单晶光伏组件(N-type)—熊猫组件系列(Panda)，现已完成实验室测试阶段，电池转换效率可达到19%以上。此外，双方共同协作开发了背板材料，使用杜邦的聚氟乙烯薄膜作为英利高效率熊猫系列组件背板的关键材料，能够进一步确保其高效输出超过25年。英利还利用杜邦的技术平台，在电池扩散环节应用了杜邦最新的浅扩散式技术，进而提高光伏电池的转换效率。
如果与英利的合作不足为奇，那么杜邦携手“破产传闻”屡传不止的尚德电力公司，多少有点儿匪夷所思。2月7日，杜邦就与尚德电力公司签署一项战略合作协议，旨在协助增加光伏材料与技术的供应，同时双方也在寻求合作营销的机会。
“到2035年，全球的能源需求将增长40%。我们需要寻找新的、更清洁的能源资源，以及更有效地使用现有资源的新方法。”杜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柯爱伦（Ellen Kullman）女士告诉《英才》记者，“对能源不断增长的需求，是由世界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全球性挑战之一，需要通过协作创新加以应对。中国从事太阳能生产的企业非常多，杜邦也希望在总量增加的时候，能够更多地用到杜邦的产品。期待可以通过与英利、尚德等企业开展合作研发，共同提高电池的效率和耐用性。”
据柯爱伦介绍，目前杜邦在与中国太阳能模块的厂商进行合作研发，在杜邦目前的中国研发中心内，以及扩建中的研发中心二期项目的一部分设施，都会用于光伏太阳能方面的研发。
现在，光伏产业正处在寒冬期。有数据显示，在60家已公布年报的太阳能概念上市公司中，净利同比下滑超过40%的多达13家，但是市场的增长并未停滞。即便是艰难的2011年，也有近30%-40%的增长。
杜邦并非直接涉足光伏发电产业，而是为产业龙头提供高端材料产品，因此，光伏的寒冬尚未波及杜邦，但是，通过协作带给光伏产业春天，那么这个春天对于杜邦来说无疑是明媚的。
大趋势中觅商机
杜邦与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协作并未止于光伏，还涉及风能、燃料电池以及生物燃料等领域。杜邦认为，人口增长带来的食物匮乏、对化石燃料的过度依赖、以及如何更好地保护生命及环境，是人类可持续发展无法回避的三大瓶颈。
既然降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是大势所趋，市场短暂的波动就不会影响杜邦对于新能源领域的投入。
目前，杜邦正在努力满足可再生燃料的需求，还运用自身在材料和聚合物科学、化学工程和微生物学方面的专长，与政府、生产商和工业企业合作，寻找新的能源资源。日前，杜邦与大唐新能源材料公司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期望能够通过两家公司合作，以及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在中国建立以玉米秸秆为原料的先进的纤维素燃料乙醇项目。
“在生物质能源方面，我们已经在跟很多农户交流，探讨收集玉米秸秆的方法。”柯爱伦介绍，在农业增产过程当中，会产生很多生物质，最典型是玉米秸秆。这些生物质如果放在地里，会影响第二年的生产，而如果把这些生物质中的纤维素加以利用，能生产生物质能源。
“仅以中国的玉米主产地吉林省为例，如果能够将当地50%的玉米秸秆进行回收，用以生产纤维素乙醇，可以建造出25座7.5万吨/年的乙醇工厂。这意味着增加了150多亿元人民币的市场价值。与此同时，农民能够增加18亿元人民币的收入。这对中国的能源产业、对农民生活都会有一个改变。”杜邦大中国区总裁苏孝世以数字佐证。
到2020年，全球生物燃料市场预计将超过1000亿美元。同期，中国也计划通过采用非粮原料的技术，生产约700多万吨的生物燃料乙醇。
2011年，杜邦净销售额达380亿美元，较上一年实现了20%的增长。其中，农业、高性能材料以及化学品的销售额总计为238亿美元，占总销售额超过60%。着眼于全球发展大趋势为杜邦带来的高额回报并非偶然，这些领域也是杜邦研发投入的重头戏。去年杜邦的研发投入为20亿美元，其中86%是用于应对粮食、能源和防护方面的挑战。
柯爱伦告诉《英才》记者：“这些挑战之巨大，绝非一家企业、一个政府所能够独力应对。我们需要结合科学家、工程师、企业、政府、援助机构和有远见卓识者的多方巧思，协力应对人类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不难发现，杜邦能够在全球经济风雨飘摇的当前，逆势而动的根源，就在于其这种聚焦于未来发展趋势，并利用协力创新抢先一步进行商业布局的发展模式。
实际上，在杜邦财报数据中，还有一组最耐人寻味的数字：2011年，杜邦销售额年复合增长率以及每股收益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7%和12%，异于一般公司前者大于后者的普遍表现。
“一些固定成本在前期已经完成了投入，因此现在的收入增长不一定必须有相应比例的成本增长。比如科技投入已经在前期完成，科技成果也已经有了，后期的投入就没有那么高，我们可以利用已有的固定成本和固定资产来实现进一步的增长，这个时候利润增长就会快一些。”柯爱伦说，这也是杜邦实现股东回报的一个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