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极一时的包钢稀土，终究还是未能抒写股价持续上涨的神话，极不情愿地步入了“跌跌不休”的境遇。10月18日，包钢稀土收于47.5元/股，与6月时75元的高位相比，已经跌去了近37%。其跌速一点不亚于上涨时的速度。
与其同命相连的，还有稀土那看似高不封顶的价格，也演绎了一小轮下跌行情。2011年以来，稀土价格出现大幅上涨，尤其是以江西离子型稀土矿为首的中重稀土涨幅更大，但是7月中旬开始，稀土价格开始逆转大幅下调。虽然9月有所反弹，但是10月又跌回了9月初的水平。
其中，不得不让人联想到，日前工信部、监察部、环境保护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下发通知，决定自2011年8月1日至12月31日开展稀土生产秩序专项整治行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囤积居奇者，进而间接带动了稀土价格向价值的回归。
不过，即便稀土价格在走下降通道，但其前期价格暴涨，也已使得下游应用产业遍体鳞伤。“目前价格的暴涨，对稀土应用伤害很大。”在瑞道金属网举办的稀土老专家联谊会上，原国务院稀土领导小组专家组科技组专家唐定骧告诉《英才》记者，“只从资源的角度考量，眼界太小、太近，资源是要赚钱，但还是得把稀土真正用到尖端科技上去，让稀土真正发挥到物尽其用，实现其最大效益，而不仅仅是用钱来衡量资源。”
前端资源暴涨乱采，中间永磁材料长期处于低端制造，而终端稀土材料的应用又难以发展，已然使得稀土产业乱象丛生。面对这样的境遇，政策将何去何从？稀土产业又该怎样拨乱反正，才能拾起因短视而葬送的最具高附加值的稀土应用？
走私肆虐
2011年以来稀土价格的暴涨，无愧于“疯狂”二字。2011年1-8月，稀土市场涨幅较大，仅6月下旬的一个上涨周期，涨幅就高达5-15倍。据相关数据统计，截至8月底，金属镝涨幅高达715%，氧化镝涨幅也达到了677%，即便涨幅最低的氧化镨也上涨了304%。原中国稀土开发公司总工程师刘余九用“跳蚤”形容当前稀土价格的涨跌，“原来是在地面上，它一跳就是它本身身高的几千倍。”
与当前暴涨的形势相对的，是2010年以前，稀土长达30余年的低价销售。“当时的稀土产业虽然是一个小产业，但对中国而言，却是可以到国际市场上换美元的优势产业。”原国家计委稀土办处长红枫解释当年稀土价格低是存有独特历史使命的，“当时稀土出口不是说怕卖便宜了，而是生怕人家不买，求着人家买。”
稀土价格自2010年开始上涨，由土价向金属价的价值回归。但是2011年却成了投机者的“疯狂天堂”。到底是什么成就了稀土价格的飙升？虽然原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副总工程师余成洲表示，半年之内涨十倍，不是搞稀土的人涨上去的。但亦如江西省稀土行业学会理事长孟庆江所言，现在干稀土的人也在炒稀土。
一位不愿具名的企业人士告诉《英才》记者，“虽然最初价格上涨不是稀土人炒作上去的，但是稀土价格上涨之后，包括钕铁硼企业在内，大家都在炒作资源价格。一些钕铁硼企业囤积了稀土，等价格上涨之后，再售出，以赚取差价。”
不过，“价格涨上去，不是中国人的需要，也不是中国用户的需要。”刘余九说，“美国、澳大利亚、巴西都相继计划要开矿，但是一两年过去了，谁都没动？依旧用的是中国的。不过，不全是通过正常渠道，相当大的一部分是通过走私。”
实际上，走私的最大受益者并非走私的人，而是稀土资源的收购者，利益的角逐，不只是局限在国内各方，更扩展到了国际上。“资源买回去，做成功能性材料，还可以再高价卖给中国。最后为高价资源买单的依旧是中国的消费者。”刘余九说，“限制出口，总量控制，不仅无法垄断市场，反倒让走私更加猖獗。”
而走私的直接后果就是：资源乱采乱挖。不仅破坏了环境，造成了水土流失，还破坏了国家的政策，让国家的政策等于一张废纸。“现在是国家管不了省、省管不了地区，地区管不了县、县管不了乡。”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东英将盗采问题归咎于政策执行不到位，“资源没有真正掌握在国家手里。”
无论是杜绝盗采，还是从生态保护、资源利用的角度来说，应该将南方的稀土矿产资源掌握在国家层面，李东英认为可以通过布局“原地进出”的采矿用矿格局来实现。而“原地进出”格局不适用的地方，可以先弃采，“实际上到时候这些问题都能解决。”李东英说，“原地进出的好处就是不破坏地表，污染容易控制，所以定一个原则就是要原地进出，不许动土。现在的技术低，比如说回收率低，下一代还可以再用。而我们现在的矿产布局则是将矿产搬家。”
实际上，除了土壤污染、牧草污染之外，放射性的污染更不容忽视。原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副院长王国珍介绍，由于过去对环保问题不重视，在其他地方采矿的时候，未将尾矿进行管理，因此，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开发稀土，就存在放射性污染。“目前，四川现在还有300多万吨尾矿未处理。”王国珍说。
那么，引起这一系列问题的稀土价格该何去何从？引起价格暴涨的配额出口又该如何处理？“按照正规的低污染生产，进而通过市场合理定价，这样无论是中国用户还是外国用户都没话说。”而对于出口限额，原中国稀土协会副理事长余宗森认为“南方的重稀土应该控制出口，因为重稀土更稀缺，可用的年代是比较少的。而轻稀土世界各地也都多得很，都用不完，为什么要控制它？控制它限制了国外稀土应用的同时，也限制了国内稀土的应用。”
原北京有色金属研究员副院长卢忠效则提出了更为详细的稀土保护战略，“要区别对待不同稀土矿种和不同元素，采取不同的政策。17个稀土元素，两个稀土种类，都采用同一个政策是有害的。所以要经过进一步调查研究，制定相应的开发政策和出口政策。”
下游受伤
资源价格的肆虐暴涨，看似是被中国捡了个大便宜，但这也直接导致“下游很受伤”。现在的价格，使得“推广这么多年的应用，有前功尽弃的危险。”刘余九的忧虑不无道理。这从当前荧光粉比灯还贵，镍氢电池比普通电池还贵的现状就可窥见一斑。
其实，不只是荧光粉、镍氢电池，一同受伤的还有稀土永磁电机。刘余九为稀土永磁电机算了一笔账：“按照140万一吨的氧化钕，做成的金属钕大概是1800元一公斤，这么高的金属钕价格电机是做不下去了，所以当前做电机的企业，很多都转移精力寻找替代品。本来稀土是节能减排的宝贝，这么一来，节能减排没有有效的元素了，国家节能减排就受到很大的阻力。”
而稀土永磁电机成本的提高，直接影响到在风电产业里占比约1/4的直趋永磁电机的发展。全国稀土永磁电机协作网主任郭春生向《英才》记者介绍，目前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电机的应用。“稀土永磁电机的应用受到严重的打击、致命的打击，如此涨价，高效电机不能用了，风电也不能用了。”此外，“稀土的钢应用，现在也做不下去了，因为稀土价格太贵。”原中国稀土学会办公室主任刘爱生介绍。
实际上，对企业而言，资源价格再高也难以实现持续盈利。以包钢集团为例，上半年，稀土为包钢集团赚取的净利润达到了39亿元，上市公司每股的效益位居全国第一。据原包头稀土研究院院长马鹏起介绍，稀土价格的上涨，品质较好的资源涨了十倍，使得包钢盈利大增，包钢集团近两年的盈利主要依赖稀土。
如马鹏起所言，生产稀土资源盈利再高，如果应用端缺失，需要购买终端产品，最终企业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获利。因此，当前问题的关键是把稀土的深加工做好。
现在稀土的深加工产品大多是国外开发的。细数稀土的应用，上世纪70年代是飞利浦的荧光粉、80年代是钕铁硼、90年代是二极管灯的蓝色荧光片和黄色荧光粉，日本丰田和用友推出来的混合车，没有哪一样是中国人的研发。“抓了半个世纪的稀土应用，为何还没有中国的？”原包头稀土研究院研究室主任熊家齐是反问，更是警醒，“十个科研院所，与企业没有交集。科研院所不与企业进行产业链的结合，而是企业自己做研发。而研究机构当中，管新材料的不愿与研发元器件的联合起来攻关，根源在于怕被研发元器件的机构吃掉。这也难怪LED蓝色芯片发白光的黄色荧光粉，中国的院士发明不了。”
目前，深加工行业的同质化问题，严重制约着稀土应用的发展。孟庆江介绍，“企业集中在钕铁硼、发光材料和镍氢电池这三大行业，而不再应用在高新技术产业上。因为这三大行业大量的应用，造成了江西的氧化钇大量过剩，进而加剧了稀土行业的不平衡。”
虽然集中在钕铁硼几大产业，但是钕铁硼水平还不够，据永磁电机协作网秘书长王之介绍，目前，钕铁硼的标准仍是二三十年前的水平，没有更新，没有换代。其中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低水平切片，之后卖到韩国、日本，成为了其他国家的加工基地；二是高水平市场的缺失，因稀土永磁涨价，用不起就只有改用替代材料。
因此，虽然经常提到稀土产业的下游，并非真正意义上下游，只是中间的低端材料环节。上述不愿具名企业人士告诉《英才》记者，中国稀土产业链很短，稀土真正具有高附加值的链条是终端产品，目前尚未给中国的企业带来效益，而是把效益留在了国外，一定程度上，也是把资源的效益留在了国外。
中国稀土再丰富，终究还是一个不可恢复的资源。“加大力度研发稀土的深加工技术，将稀土资源加工成终端产品以后再卖出去，才是真正的把资源变成了中国的。”王国珍说。
技术流失
稀土一直都有“工业味精”之称，却鲜有人知晓稀土也是“农业助手”。不过，稀土在农业的应用上，始终没得到国家主管部门的政策支持成了李东英的遗憾。
“已经做过上百个鉴定，证明它有可以增产、改良质量和抗逆作用。”李东英介绍，稀土用在农业上，确实可以达到增产的效果。目前杂交水稻已经实现亩产900多公斤了，其中不能不说有稀土的功劳。而反对者的理由则是，“稀土是重金属，重金属有毒，所以稀土不宜用在农业上。”李东英认为这是外行人的观点，“稀土用在农业上，一亩地也就20克，不到一两。这跟吃盐不能过量是一样的。”
稀土用在农业上，除具有增产效果之外，还能改良质量。比如，用在粮食上，能够增加赖氨酸；用在甘蔗上，能够增加糖；用在橡胶上，能够增强橡胶的质量；用在烟叶上，烟叶的产量增加。“原来大兴的西瓜都说是稀土西瓜，后来让这群人一说，影响了销售，现在虽然不敢说了，但实际上还是在用。因为西瓜一般含糖分是4%-5%，加了稀土以后，糖分增加到6%。”李东英介绍。
虽然在中国，稀土用在农业上的许可证还未下来，但在韩国，稀土农用的许可证却已经有了，而且这个技术还来自于中国。原中国稀土开发公司总经理郭伯生介绍：“韩国的一些人，跟咱原来做稀土农用攻关的一些同事拉了一些关系，要了一些样品，回去做了研发，还背后在韩国国内申请了专利，现在在韩国国内用得非常好，而且还向全世界推广，所以我就很担心中国研究了这么多年，最后变成了韩国的成果。”做了这么多年的稀土农用，最后却成了为他人做嫁衣，郭伯生的无奈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