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前，跨国制药巨头阿斯利康刚刚遭受了一次沉重打击：一种已经研发了10年之久的抗肿瘤药，在研发的最终阶段被证明药效不如竞争企业的同类药物。一夜之间，十年心血付之东流，十多亿美元打了水漂。
这种失败并非第一次。2004年，因为当年应该“出成果”的4种新药被证明不成功，阿斯利康公司差点“挂掉”。“2004、2005年的时候，我们天天担心公司会垮掉，直到2008年才算缓过来。”说到那次起死回生，阿斯利康中国区总裁尹旭东至今仍然心有余悸。
根据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的数据，目前跨国药企在中国医药市场所占份额为27.7%，这部分市场被大约25家大型跨国制药企业占据，而剩下72.3%的市场，则由8000余家本土药企瓜分。
从这个数字上看，与本土企业相比，跨国药企之间的竞争似乎并不那么激烈。但由于大部分业务为创新药，跨国药企的研发风险极高。即便是阿斯利康这样在伦敦股票交易市场上排名前5的公司，也很难承受一年中4种新药同时研发失败的打击。跨国医药巨头竞争的战火“硝烟”不在市场上、而在实验室里燃烧。
阿斯利康一向以创新品牌药见长，其在中国市场上销售的21种药物中，只有4种是价格较为便宜的基础药物，其余都是走高端路线的创新药。根据医药行业专业调研机构IMS Health的数据，目前阿斯利康的药品销售额在中国医药市场排名第二——在2009年辉瑞收购惠氏前，阿斯利康一直排在首位。
但这样的排名并不能令尹旭东完全满意，因为“在中国13亿人口中，只有1000万是阿斯利康的消费者，我们其实只占了金字塔尖的一点点市场。”
创新药的高昂价格是阿斯利康大幅度扩展消费群的主要障碍。于是，随着中国新医改政策的逐步推进，阿斯利康为自己制订了一个迅速扩大市场份额的“B计划”：基础药物将成为这家跨国制药巨头下一个10年的发展重点之一。
对于外资药企是利空
研究机构普遍认为，基本药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外资药企是一种利空。
一直以来，跨国药企在中国的主要客户是一、二级城市的三甲医院，在高端药市场具有绝对优势。但是3年前开始酝酿的新医改政策与这一市场似乎“背道而驰”。
在2009年8月出台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包含的307种基本药物中，外资原研药的数目屈指可数，新医改的主要方向是保证基本医疗覆盖。
为了适应这一变化，不少跨国药企采取了降价策略。像默沙东就将其明星药物舒降之降价50%，成为了进入基本药物目录的首个外资原研药。有外资药
企管理人员表示，如果能进入“目录”，“即使降价20%-30%也是值得的”。对此，研究机构普遍认为，基本药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外资药企是一种利空。
好在，阿斯利康对此早有准备。3年前，阿斯利康中国公司专门成立了一个“CIA”（commercial innovation andalliance，商业创新和协作）小组，每年耗费一两千万人民币经费，对市场前景做各种尝试和分析。他们探索的问题包括：农村卫生站和社区医院需要什么样的药？什么价钱的药在那里好卖？各地政府的集中采购会怎么操作？……
通过3年的实践探索，阿斯利康发现4种基础药物在乡镇医院和社区医院卖得相当不错，其中最便宜的一种是治疗心动过速、高血压的倍他乐克，价格为5角钱一粒。即使与本土药企生产的同类药物相比，这个价格也很有竞争力。事实上，阿斯利康在中国销售的21种药物中，已有20种进入了基本药物目录。
要在普药“大”舞台上继续发挥，阿斯利康目前最需要做的是扩大生产能力。
此前，阿斯利康没有并购过中国本土药企。原因很简单：无论是研发能力还是生产能力，本土药企对于阿斯利康都缺乏吸引力。
不过，在大力发展基本药物的B计划驱动下，这样的局面或许很快会被打破。“未来一两年内，我们是有可能收购本土企业的。”尹旭东说道。
中国模式
阿斯利康在中国可以有、也应该有基础医疗产品。
2009年，中国医药市场的规模由6年前的84亿美元扩大到250亿美元。据拜耳公司的最新估算，10年后，这个数字将变为2200亿美元。
面对这块巨大的蛋糕，2009年，几乎平均每个月就有一家跨国药企宣布在华增资。
一年中，礼来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研发总部；赛诺菲-安万特的全球第四大研发中心在北京落户；拜耳投资1亿欧元在北京建立全球性研发中心；阿斯利康投资1亿美元的上海张江园区也于2009年9月正式奠基，尹旭东将阿斯利康未来10年在中国的年增长率定为22%……
截至目前，仅在上海一地，外资生物医药研发中心已达80多家，占上海外资研发中心总数的38%，位列全球500强企业的12家世界知名制药企业中，已有9家在上海设立了研发中心。
“过去国外总公司的长处是创新品牌药，所以中国公司就直接把那些药拿过来卖。”尹旭东说。但现在情况不同了。普药业务几乎是中国独有的，这与中国医药市场的大环境有关。据尹旭东介绍，欧美国家对制药企业监管严格，因此，全美国只有不到200家药厂，而且各有所长，“所以，在欧美，基础医药体系不需要阿斯利康这样的公司去做。”
但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国内医药产品的低价恶性竞争严重，如果有几家大型跨国公司参与到这个领域，有助于药品质量的提高和行业的整合。”尹旭东说道。一旦在中国试验成功，普药模式将被作为阿斯利康的新模式，向其他新兴市场推广、普及。
“本地企业质量的提高和行业的整合一定会发生。”在尹旭东看来，如果中国医药行业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未来应该从8000家小企业分散竞争的格局变为15-20家能生产高质量药品的大型企业。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的任务是保证阿斯利康成为这15-20家中的一员。”
微利的诱惑
《英才》：你认为中国本土药企在研发方面没有希望吗？
尹旭东：对本土药企来说，研发和知识产权是他们的软肋，要赶上来，至少要10年时间。但我相信，10年以后、30年以内，中国会出现一批有研发实力的本土企业。其研发人才大部分会来自跨国企业。
《英才》：有人说跨国药企之所以在中国扎堆建研发中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看中了中国低廉的人力成本。
尹旭东：我们做过统计，100个研发失败的药里，只有20-30个是因为药本身有问题，此外的失败都是因为在研发过程中犯了人为的错误。而医药试验是不能重做的，不可能在发现错误后重新做一遍。因此，在对研发人才的招揽上，跨国公司几乎可以说是“不计成本”的，我们不可能因为低成本才来中国开研发中心。
跨国药企集中来中国建立研发中心，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中国科学家的质量在逐渐变高；二是可以研究一些中国患者的常见病、多发病，比方说我们在张江的研究中心，只研究消化系统的肿瘤疾病，比如胃癌、肠癌等，而在国外，消化系统疾病的研发是冷门。
《英才》：习惯了创新药、原研药的高利润率，阿斯利康还能看上普药、仿制药的微薄利润吗？
尹旭东：虽然基本药物看起来利润低，但考虑到创新药的研发成本，总体来说差别并不大。单个创新药的利润率固然高，但风险也要高得多。高利润是对高风险的补偿。再大的跨国药企，要是连着三四个药在最后一步、花了十几亿美元之后失败，就完蛋了。我们的科学家有很大的心理压力，有些人十几年都在做一个药。我看到过科学家因为研发失败而痛哭流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