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全球性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组织发布的报告称，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在华非法销售转基因大米。而在此前不久，与绿色和平组织不同，中国农业部网站发布了“农业转基因技术与生物安全问答”一文，来系统解释公众自去年12月开始对农业部发放转基因作物安全证的质疑。
绿色和平与农业部对于农业转基因技术态度上微妙的差别，让很多人迷惑，究竟转基因农产品可不可以购买？同时，环保组织的极力反对，也让中国农业转基因技术的研发和转基因产业的发展陷入了舆论的困扰之中。而这与去年11月，农业部推进转基因技术研究时，转基因产业的火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009年11月，奥瑞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的股价陡然上涨，路透社惊讶之余，从奥瑞金公司获知，早在2009年8月17日，中国农业部在一次会议中批准发放给奥瑞金公司的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其股价迅速翻番的原因便得益于此，而且在同一会议上，中国农业部还批准发放了两种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给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教授的研发团队。
此消息传到国内，各大媒体普遍对转基因水稻乃至所有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发出质疑之声。而处于风口浪尖上的两个当事人——奥瑞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韩庚辰以及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教授在接受《英才》记者采访时均表示：由于一些机构和媒体的误导与炒作，使得消费者已经对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和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认知及心理状态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中国的转基因搞成这样，媒体有很大责任。”韩庚辰向《英才》记者抱怨道。在他看来，农业其实是生物技术产业，从人类祖先开始的人工播种，到1911年开始的杂交技术，到现在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完全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与规律。在转基因技术上，我国的研究机构跟国外研究机构几乎在同一个水平上，只缺产业化这一段，只要加快推进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研究，就有可能在5-10年内使我国的农业生物技术产业与欧美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而绿色和平组织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罗嫒楠并不赞同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她认为全球种植转基因的田间诸多问题以及遭受的经济损失，已经证实了转基因并不是解决未来粮食问题的出路，生态农业模式和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才是未来农业生产的好办法。
面对绿色和平组织为代表的质疑声，略显委屈的张启发与对质疑不屑一顾的韩庚辰分别对《英才》记者表达了反驳，究竟孰是孰非的确很难定论？但是也有国内专家认为：如果中国再在转基因技术上游移不定，则会错失生物技术追赶国际领先水平的机会，而未来又会处于受制于人的状态。有毒VS安全人类吃的食物都是由大量基因构成的，摄入食物的基因不会改变人的基因。
转基因种子被人诟病的最重要一点就是其是否对人类具有毒性。绿色和平组织的相关报告显示：2007年，法国科学家证实，世界最大的种子公司美国孟山都，他们出厂的转基因玉米对人体的肝脏和肾脏具有毒性。2008年，美国科学家也证实了转基因玉米用在小白鼠身上，发现它的免疫系统受到伤害。最新的数据是2009年12月22日，法国生物技术委员会最后宣布，转基因玉米弊大于利。
对于这种质疑，张启发对《英才》记者表示，水稻有4万多个基因，其带领的科研团队所转入的只有一个基因，它只赋予水稻抗虫的功能，并没有、也不会改变水稻基因的其他功能。在人食用水稻的胚乳（即大米）中，该抗虫基因产物含量极低，只在害虫食用的水稻茎叶中显著表达。人类摄入食物的基因不会改变人的基因。
张启发还强调，食品、饮用水等相关国家标准中，对人体无毒的B t蛋白在转基因大米中的含量，比国家标准规定的食品中的亚硝酸盐含量还低。亚硝酸盐是实验证明的中度毒性、高度致癌性物质。担忧VS趋势从1996年到现在，已有25个国家批准了24种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
美国一直是转基因产业化的开拓者，韩庚辰早年在拿到美国衣阿华州立大学遗传育种博士学位后，曾在1990—1996年任美国先锋种子公司研究员、亚洲地区技术经理，随后于1997年回国创办了北京奥瑞金种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任董事长。
而世界首例转基因作物商用化应用正是在1996年，即韩庚辰回国创业的头一年。从1996年到现在，已有25个国家批准了24种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
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 S A A A）在2009年2月24日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2009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为1.34亿公顷，比2008年增长7%，全球转基因种子市场的价值达105亿美元，全球转基因作物累计收益达440亿美元，美国批准了6个转基因水稻的种植，伊朗批准了1个，加拿大和墨西哥批准了转基因水稻的进口并容许食用，近日欧盟批准商业化种植转基因马铃薯。这些数字在韩庚辰看来正好说明了转基因作物的世界产业化趋势，而罗媛楠强调美国的转基因水稻并未大面积种植，而转基因马铃薯也只允许用于动物饲料和工业用途。
“因为我是做玉米种子业，看到转基因技术发展前景，就抓住它。”韩庚辰感慨道：“其实以前我所在的先锋公司在2000年之前，其种子技术是世界第一的，那时对他而言，孟山都只是后起之秀。”虽然先锋公司也投入很多资金在转基因种子的研发上，但是比起孟山都而言，金额少了很多，导致其在技术上也落后了两三年，最后将世界老大的位置拱手让给了孟山都。韩庚辰正是见证了这一变化，从而带领奥瑞金在2002年开始了转基因种子的研发工作。虽然从那时到现在，奥瑞金的传统玉米种子的市场份额大约占5%左右，位于行业前三，似乎不必担心市场占有率。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国还有必要研究转基因水稻等作物吗？”《英才》记者问韩庚辰。
“我们小米加步枪就把日本鬼子打败了，为什么我们还要搞原子弹，还要搞导弹？”韩庚辰反问《英才》记者，“技术带动产业，IT技术成就了微软、英特尔；生物技术成就了孟山都。”
张启发也向《英才》记者表示：“转基因作物的研发和生产是科技发展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多年的实践和研究表明，抗虫转基因的作物可以大量减少农药使用量，减少碳排放，提高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大幅度减少农业生产成本，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环境问题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途径之一。”
绿色和平组织罗嫒楠则用一个案例来表达对转基因产业的担忧：1997年，我国引进第一代“转基因抗虫棉”。起初几年，转基因棉花因农药使用量下降、种植成本下降、亩产总量上升等优势受到了棉农广泛欢迎。但在江苏省推广转基因棉进入第5个年头后，转基因棉的退化于今年集中爆发，曾因“优势”而产生的“增量”随时间而逐渐消逝。罗嫒楠认为，我国独特的地理资源特点决定了农业生产方式要以小农精耕细种为主，同时，我国又具有丰富的物种多样性加之不同类型的生态气候条件，所以转基因作物并不适合我国农业生产现状，而生态农业强调因地制宜，建立在多样性的基础上，是更为适合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
专利权VS自主权“一些人以为我们使用了多项国外合法有效专利，是一种误解或猜测。”
罗嫒楠表示，有人调查发现，转基因抗虫水稻BT63在研发过程中，至少涉及11项国外专利。这些专利包括了技术（如合成植物基因和准备方法（E P0413019））等与基因（如合成杀虫晶状蛋白质基因（U S5380831））等。这些专利都在美国、欧盟、日本与中国在内的国家和地区注册。专利持有人包括美国的孟山都、德国的拜耳作物科学、瑞士的先正达等国外生物科技公司与科研机构。
由于水稻是中国最重要的主粮，如果转基因水稻产业化，这些水稻涉及的国外专利可能会带来一系列影响。根据过去国际案例来分析，潜在的影响包括国家粮食自主权受影响；种子价格上涨导致农民生计受影响；粮食价格上涨；国外专利持有人提出诉讼等。
张启发明确告诉《英才》记者：“我校研发的转基因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受我国专利法等相关法律保护。一些人以为我们使用了多项国外合法有效专利，是一种误解或猜测。”
他进一步解释，以“华恢1号”为例，该品系所用受体品种为我国已推广多年，目前已处在公共领域的优良恢复系“明恢63”，抗虫基因Cry1Ab/Ac为中国农科院科学家自己修饰并取得专利的融合基因，其转基因方法已在我国申请了专利保护。被绑架VS产业化我们更多的是在用户和企业之间求一个平衡。
转基因产业化的另外一个担忧，就是农民的经济利益问题。以罗嫒楠为代表的绿色和平组织认为，一旦转基因水稻和玉米产业化，农民的根本经济利益就会被掌握转基因作物的种子公司“绑架”。
比如孟山都公司，即使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其利润表现也一直很好。在2007、2008年，原油的价格大幅上涨，有人比较了一下石油公司和孟山都公司的利润率，发现孟山都挣得比所有的石油公司还多。这得益于其捆绑销售策略：在其销售种子的同时，和农民签订协议：如果买其转基因种子，也必须买他的草甘膦除草剂。
草甘膦是孟山都发明的，享有专利，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快20年了，面临专利过期的问题，另一方面，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并没有其说的那么好，在3、5年后其功效就会衰退，所以现在进行更新换代，推出了第二代转基因种子，依然采取捆绑销售的策略。
韩庚辰对《英才》记者强调道：“孟山都这种捆绑销售的做法可使其利益最大化，农民除了付种子的价钱，还要另付技术使用费，相当于专利费。奥瑞金绝对不会走孟山都的路，不会做捆绑销售的事情。”他还给《英才》记者算了笔账来说明转基因种子对农民的好处：传统棉花种子，每个季节种一亩棉花要100-150块钱的农药费，用了抗虫棉种子10-15块钱就够了，而转基因种子的价格并不会提高很多，产量高了10%，且不用怕虫子咬了。
那么对转基因种子企业来说，获利从哪些体现呢？
对《英才》记者这一问题，韩庚辰表示：“我们更多的是在用户和企业之间求一个平衡，会从农民的增加的受益中提取1/3甚至1/10来作为公司收益。这会是我们定价的一个标准。”
张启发也对《英才》记者表示：相比目前水稻种子价格，转基因水稻种子不会更贵。农作物新品种的推广只是促进农民增收的一个手段而已。
两个抗虫转基因水稻品系一旦商业化，可以节省水稻生产的农药成本，并减少了劳动成本，从而实现农民增收。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的报告认为，转基因抗虫水稻有潜力使产量增加8%，并减少80%的杀虫剂用量(17千克/公顷)，每年将能够带来40亿美元的收益。
“华中农业大学作为国家事业单位，承担并完成国家下达的研究任务，因此，科学家个人和我校均没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张启发特别强调。
如果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其产业链会是怎样的？
韩庚辰向《英才》记者披露，生物技术产业化在中国有上中下三个研发阶段，上游是基础研究，中游是产业技术研究，下游就是产业开发。在上游，更多的是一些科学家、院士来做，中游和下游更利于企业来做，因为企业更了解市场需要什么，所以整个产业链是互补关系。
以奥瑞金公司为例，其转植酸酶基因玉米就是从中国农科院受让的。张启发也表示，华中农业大学研制的转基因水稻具有重大市场价值，非常希望由有
实力的民族种业公司来进行成果开发。“我们代表中游的研发团队和代表上游的农科院的研发团队每个月都有一个例会，力求信息共享，当然还有一些利益共享机制。”至于利益分配比例如何，韩庚辰没有透露。
舆论的质疑还未停止，而韩庚辰对此并不担心：“我没有觉得有压力，相对于8年前公司开始转基因研究时，现在我们对产业的前景充满了希望，如果我们能够给社会、给农民带来更多的收益，我相信将会得到更多的理解与支持。”
张启发的研发团队也并未受舆论的影响，这几天，他应该很高兴，因为，就在3月12日，袁隆平主动邀请他在长沙国家杂交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作了题为《转基因作物的机遇与挑战》的专题报告，袁隆平亲自主持了报告会。
在报告提问的环节，袁隆平就转基因抗虫水稻的安全性实验、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为什么能够减少除草剂用量等问题与张启发进行了讨论，并表示支持政府关于转基因作物研发的决策。
据悉，袁隆平团队也有一批人正在从事转基因水稻研究。华中农大称，双方会充分发挥各自的互补优势，将合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虽然奥瑞金2002年开始进行转基因作物研发，然而目前转基因种子离产业化还有至少5年的时间。”韩庚辰对《英才》记者说：“转基因产业真正的竞争对手是国外企业，对比他们，我们还是孩子，我们希望更多国内的同行共同把这个产业做大。”
无论转基因种子究竟利大还是弊大，其产业化进程已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也许，只有时间能证明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