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8500亿，还是GDP的6%，这些数字对于相关医疗、医药企业的概念只有一个——商机。
2009年4月6日，历时3年、由16个政府部门、9个国内外咨询机构参与、数易其稿的新医改方案——《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终于艰难诞生。
根据《意见》，国家将在3年内投入8500亿用于医疗卫生领域的建设，其中，中央政府投入3318亿元，其余为地方政府投入。
8500亿这个天文数字，使这部1.3万字的方案成了各类医疗企业争相研究的“圣经”。然而，要读懂它，似乎并不容易。
方案公布后，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看不懂”：“大多数条款仿佛无懈可击，怎么解释都成立，但要弄懂真正的意思又很难。”
难道，方案是在做文字游戏？对于这种疑惑，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刘国恩认为，这种现象很难避免，因为“医疗卫生产业不同于其他产业，其产品既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又有一般商品的属性，这两者搅合在一起，使得这个行业的改革要比其他行业更尖锐、更困难。”
事实上，医改不仅仅是中国人的难题。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也被类似的问题困扰。
美国2008年用于医疗保险的费用达2.5万亿美元，占GDP的17%左右，人均医疗费支出达8000多美元，居全球之首，但其医保制度却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发达国家中最昂贵、效率最低”的。
在美国，医院和医生的水平、医学研究都是一流的，但有数千万美国人无法享受。而且多数美国人的医疗保障由卫生保健组织承担，该组织虽由特定保险机构所属的医生组成，但官僚主义严重，拖延病情的状况时有发生。
甚至，这一问题已经严重到了影响美国国策的程度——奥巴马在参加总统竞选时承诺，让医保覆盖4600万目前尚无医保的美国人，另外，他还承诺将降低整个医保系统的成本。
这可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据专业机构的估计，美国每年要在无助于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医疗项目上，支出约7000亿美元。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则表示，如果不对现有系统进行改革，到2014年，医疗保障行业在美国经济中所占比重将上升到34%。
显然，医疗卫生费用占G D P的比例并不是越高越好，过高的比例其实是对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卫生经济学家李玲认为：“中国现在一方面是资源不足；另一方面，一些工作没有效率，资源颇有浪费。我个人认为，医疗支出不要超过G D P的6%，因为医疗费用也是社会成本。”
无论是8500亿，还是G D P的6%，这些数字对于相关医疗、医药企业的概念只有一个——商机。而面对商机，破解新医改后的现实矛盾与问题，成为一干医药企业最现实的发展之路。
制药企业 利润率降低？
制药企业在面对基本药物目录时，并没有投入全部的激情。在争相“进入”的同时，制药企业还有一些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对于制药企业来说，自己的产品不愁销路是最好的事情。而基本药物目录是保证药品被广泛接受的捷径。因此，基本药物目录是此次新医改方案的一个重点。虽然完整的目录还没有推出，却早已成为企业和专家们讨论的热点。
但是，事实与设想并不是完全一致，制药企业在面对基本药物目录时，并没有投入全部的激情。在争相“进入”的同时，制药企业还有一些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进入基本药物目录后的最大问题是限价。由于基本药物要进行招标，激烈竞争之下，大多数进入目录的药品价格都会被降低。根据业内人士的推测，新医改方案实施后，基本药物的降价幅度约在20%-25%。
目前，基本药物目录包括两大类产品，一类是独家创新药，一类是普药。前者数量较少，竞争不算激烈，受限价影响比较小。而后者由于生产企业众多，即使中标，利润也将被大幅压缩。据业内人士分析，普药生产企业平均利润率本来就不高，大约在8%-10%左右，如果再被压缩，制药企业就只能维持基本的运营成本了。
正略钧策管理咨询公司合伙人解永军在接受《英才》记者采访时表示：“其实，制药企业对基本药物目录的积极性不是很高。一来是因为这一块的规模并不很大，大概连1000亿也到不了；另一方面，如果入围，价格可能会被压得很低。这么多年来，医改提了好几次，但每次的最后，并没给制药企业带来什么具体的益处。所以企业对此的热情有限。”
事实上，基本药物目录早就存在。自1996年制订《基本药物目录》后，国家药监局几乎每两年要对该目录进行一次调整。在2004年完成最近一次调整后，目录已经包括2033种药品。但是，此目录并未真正得到过有效执行，甚至不时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收入目录的药品，在被规定了低廉的售价后，直接从市场上消失了。
价格是市场体系的核心。而作为生产特殊产品的医药行业，近些年来一直处于政府管控之中。哪些药品需要政府定价？如何科学定价？一直是医药行业最为敏感的环节。
对此，很多专家和业内人士认为，政府限价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解永军认为：“不能一说药价高，就怪医药企业的利润高。你看看上市医药公司的报表，其实他们的利润并不高。在2005、2006年，全行业有1/3以上的企业是亏损的。”
在他看来，药价高，主要原因在于药品进入大医院的成本：“药品的销售渠道主要在大医院。有的时候，同一种药品，有200多个企业在生产，而大医院的数量又很有限，那医药企业要让自己的产品进去，自然费用很高。这种时候，招标也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带来又一次的寻租成本。事实上，每次招标之后，药价往往不降反升。”
大多数专家认为，解决药价贵的问题，还是要靠政府投入。2008年，中国的医疗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支出仅占20%左右。李玲认为：“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个人占大头，政府占小头。未来应该调换过来，政府对总体的医疗费用支出大概应该占到50%，个人占20%左右。
“如果政府不投入，单靠药企降价，药企的利润低了，没有资金投入新药研发，也没有能力做并购整合，整个行业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解永军说。
但是，基本药物目录永远不会受到制药企业的排斥。它带给企业的毕竟是实实在在的销售额。在北京诺华的办公室门口，近日张贴起大幅宣传画，内容是庆祝自己公司的药品进入2009基本药物目录。可见，基本药物目录的诱惑还是非同小可。
药店期望落空？
在新医改对医保的投入大幅增加后，享受国家补贴的社区医疗机构和医保定点药店，也将成为零售药店的有力竞争对手。
要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不能只强调药价。放松管制、让更多的资金特别是民营资金进入医疗卫生行业，以增加供给、降低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也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对公立医院的改革是此次医改的另一个重点。
卫生部部长陈竺对公立医院改革的态度是：“坚持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但是，有些专家对此并不认可。
知名经济学家许小年指出，对于公立医院的改革，新医改方案的主要缺陷是“市场的作用被淡化，甚至被遗忘”。
那么，对民营资金放开市场、充分市场化，就可以解决“看病贵”的问题吗？
在解永军看来，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彻底办法：“其实，目前公立医院的收费并不高。北京的三甲医院、普通病房一天的费用才几十块，病房设施、看护的成本都在里面。其实，病人一住进去，医院就是亏损的。这块的收费是被政府强制压下来的，如果真的完全放开了，医疗价格肯定要上升，大多数工薪阶层都会看不起病。”
而“看病难”，主要是由于“供给不足”造成的。尽管医疗机构的整体数量一直都在增长，但由于基层医疗机构的软硬件跟不上，老百姓不管生什么病都直接去大医院看——反正价格相差不多——这就造成了真正看病的医院越来越集中，有效供给越来越少。
政策制定者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宣布：未来三年内，中央将重点支持2000所左右县级医院的建设、完成2.9万所乡镇卫生院建设任务；投入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的预算开支平均每年要达到720亿元。
这将改变原来有效的医疗资源越来越集中的趋势。如果基层医疗单位的规模逐渐增长、病源逐渐增加，制药企业也就不用再争着进三甲医院了。
在药品零售企业看来，如果能让零售药店充分参与竞争，是一条更好的降低药价的途径。
根据公开资料，目前全国共有19000多家县级以上医院，其中三级以上的大中型医院2800多家。但这些大中型医院却控制着全国60%的处方额。通常全国医药消费量80%由医院处方开出，依此推断，三级医院控有全国药品销售额的48%，几乎掌握一半的生杀大权。
老百姓大药房总经理郭波对此也颇有感触：“中国的药品销售，80%在医院，只有20%来自于药店。而来自医院的药普遍比药店的贵。”据相关统计，零售药店的药品价格普遍比医院门诊药房低两到三成。
早在去年征求意见稿面世后，众多零售药店的业内人士就纷纷呼吁，希望通过医院方面向社会药店等方式放开药品终端市场，从而破解药价虚高困局。
但目前看来，这种呼吁没有得到多少回应。公开发布的新医改方案中，只有一处提及了药品零售行业——第三大条第七小点：“建立健全药品供应保障体系”中的“发展药品连锁经营”，这与2008年10月的征求意见稿并无区别。
而且，新医改非但没有广开零售药店的财路，反而给零售药店增加了对手——在新医改对医保的投入大幅增加后，享受国家补贴的社区医疗机构和医保定点药店，也将成为零售药店的有力竞争对手，这将进一步加剧零售药店的生存压力。
在对新医改的期望落空后，很多药品零售企业被迫选择“创新”。去年，金象大药房非药品类产品的销售收入首次超过了药品，“今年我们会在保健品、化妆品等非药品上花更多的力气。”北京金象连锁大药房董事长徐军说。
而江西开心人连锁大药房也开始谋变，他们选择的是“扩展企业经营业态”。2009年3月，开心人大药房在南昌开了一家“全能药房”，除售药外还提供健康培训、上门体检等一系列多元服务。
医疗器械 跃跃欲试
优先采用国内产品的政策对国内医疗设备厂家和国内I T厂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消息。
新医改方案被业内人士形象地比喻为“一顶、四梁、八柱”。
“八柱”中有一条“很重要的、以前从未有过”的“柱”，就是信息化。“这是唯一的一根技术支柱，其他都是行政支柱。”中国卫生信息学会信息技术应用专业委员会主任姚志洪的这番注解，为信息化在医改中的定位定下了基调。
“新医改”方案中，有多个与信息化直接相关的建设目标：公共卫生系统、电子病历、远程医疗等。而信息化又与医疗器械联系紧密，比如，远程医疗会诊系统的普及，必将带动医疗机构对高清视频设备的需求。
依照业内人士的测算，2009年中央与地方财政将在医疗器械采购方面投入1000亿元以上的资金；而IBM中国开发中心则表示：“中国投入8500亿元人民币改革医疗体系的计划，将产生至少15亿美元的软件支出。”
农村合作医疗建设对硬件和集成方面的项目将会产生大量需求。业内人士估计，未来几年中，农村合作医疗所产生的信息化需求将会占到总市场容量的70%以上。
东软早已开始着手“医疗信息化下乡”。在全国首批20家试点医院中，东软承担了其中6家的信息化建设。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兼高级副总裁卢朝霞向《英才》记者介绍：“东软针对新医改所做的准备是比较超前的。”
去年，医改方案还在讨论的过程中，东软就做了一个组织调整，把医疗软件部分从政府事业部中分拆出来。今年5月，东软又做了一次调整，把已经分拆的医疗软件事业部并入医疗公司。现在，从医疗设备到医疗软件，如彩超、核磁共振、X光机、CT机、监护仪、生化分析仪，还有数字化医院全面解决方案……东软是为数不多的、产品线齐全的公司。“10大类55种产品——这么齐全的产品线，即使在世界范围来看，也是很少的。”卢朝霞说。
除了东软这样的本土大型厂商，跨国医疗器械和软件巨头们也读懂了新医改方案。
2009年4月，锐珂医疗全球CEO专程从美国来华，了解新医改对中国医疗市场产生的影响。锐珂医疗大中华区总裁刘杰也对新医改带来的“千载难逢的利好”跃跃欲试：“中国4万家卫生院及其背后的广阔农村医疗市场，对我们而言大有可为。”为提前占领中国农村市场，锐珂医疗的农村事业部专门研发了一种小型的CR机，价格在50万元左右，而以前，最便宜的CR机的价格也得上百万。
对新医改迅速做出反应的还有西门子。2008年10月22日，新医改征求意见稿公布仅仅一周之后，西门子医疗就与卫生部合作，在陕西洛川建起了“西门子新农村医疗示范中心”。
而在新医改方案公布之前，英特尔也注资国内移动医疗信息化领域内的领先企业银江科技，其中医疗信息化是资金最重要的投入方向。
“估计东软的医疗板块业务收入今后3年累积增长率将达到30%。”卢朝霞表示，由于政府部门明确规定，此次医改方案实施将优先采用国内产品，这对国内医疗设备厂家和国内IT厂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消息。
对此，锐珂医疗大中华区副总裁滕俐表示，锐珂并未感觉到太大的影响：“据我了解，大多数地方的卫生局或者政府在招标采购中，并没有把这一点（内资优先）明确写在招投标的条例里。我最近拜访了一些地方省市的领导，他们也都是非常开放的态度，这是一个很好的投资环境。”
内外资之争，是所有医药企业共同面对的问题。对于“谁将会从政策中得到更多的、更直接的好处”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想问个究竟。
“政府制定政策的时候，肯定是想照顾国内的企业。但这并不容易做到。”解永军指出，国外的医疗企业联合会拥有很强的能力，一旦认为政策违反了WTO，他们就会诉诸法律。“事实上，每次政策都有照顾国内企业的初衷，但结果都没有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