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块头”就没有柔软身段？工商银行正在抹去这样的市场印象。
朋友圈都快刷爆了。3月23日，中国工商银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或工行）在北京正式发布了其互联网金融品牌“e-ICBC”和主要产品，工行董事长姜建清、行长易会满亲自站台，为“e-ICBC”品牌面向客户、公众和百余家媒体做推广，这也迅速成为当天财经微信社交圈里的“头条”。
借助“互联网+”的风口，在同业中第一个推出互联网金融品牌，工商银行精准的抓住了市场先机。
一个值得玩味的细节是易会满站在发布会场的大屏幕前解说工行的互联网金融品牌和产品，“线上+线下”、“渠道+实时”、“多场景应用”……各色互联网词汇也让会场气氛很嗨，完全不输任何一家互联网公司的产品发布会。
而台下，工行不仅请到郁亮作为大企业的客户代表，更多邀请的则是小微企业和个人消费者作为工行的客户代表进行互动。显然，这家被戏称“宇宙行”的最大商业银行，也在表露出对小微客户群体的关注。
“大小”根本不是问题。对于任何一个客户而言，银行本质上提供的都是金融服务，只是用什么样的手段来提升服务的深度和广度的问题。
羊年新年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工行董事长姜建清接受了《英才》记者专访，并没有谈论什么高屋建瓴的大命题，对话的关键词只有一个：金融服务。
按照姜建清的表述：未来，工行将在互联网金融基础架构之上，积极把握前沿信息科技发展成果，更加敏于客户体验、长于创新研发，打造一个以平台战略为牵引、以智能金融服务为重点、以线上线下交互为特色、以大数据全面应用为支撑的金融服务新模式。
这样的转变对于20.6万亿总资产的工商银行来说，其实是一道必答题。
姜建清时常问自己：“30年前，全球10大银行里面，有8家是日本的银行，但这些银行现在加起来的市值还没工行一家大。有些曾经占据全球排行前位的银行，如今许多都已无踪影，他们为什么失败了？”
在世界金融业的历史榜单上，各国国旗变化频繁。而今，顶着全球最大银行名头的工商银行要在更加复杂的市场环境下，长时间走在世界前列，就必须真正引领金融业的变革。而这样的变革又是从自身的改变开始。
当然，工商银行所要面对的挑战已然不止于来自一个金融企业的层面，作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它还担负着于内支撑中国经济的转型调整、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于外为中国金融业融入世界金融体系担纲先锋的角色。
站在中观产业视角观察，金融脱媒化的趋势以及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对金融业的深刻改变，都将直接影响到未来中国商业银行的走势。
那么，大块头的工商银行在充满变数的市场里，能敏锐把握技术趋势从而灵活转身吗？在宏观经济的阵痛期，领跑的工商银行要如何发挥金融服务能力来应对经济新常态？人民币国际化的征途上，它又怎样履行一个国家金融重器的责任？
大银行的互金时代
一家银行想要发展1亿储户，需要多长时间和多大投入？
腾讯财付通凭借新年“发红包”的游戏，从拥有2000万绑定客户到用户破1亿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而互联网企业向金融领域的渗透成本相比传统商业银行的网络体系投入，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从P2P热潮的快速兴起，到阿里的蚂蚁金服、腾讯微众银行的诞生，互联网裹挟着似乎可以颠覆一切的魔力，变为了金融业的搅局者。
“所谓金融，它一定是要提供一系列服务的。比如，最传统的服务是结算，从支付开始，后面有信贷，然后产生信用体系，再往后就是更复杂的包括资产管理、私人银行等金融服务，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在姜建清看来，尽管互联网公司向金融领域渗透已是事实，但在金融服务的价值链条上，仍然是商业银行在主导所有的环节。
1995年，姜建清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彼时，全球第一家虚拟银行——美国第一安全网络银行诞生，当地的报纸开始连篇累牍的报道互联网金融，舆论的主流观点也到处传唱传统的商业银行犹如末日恐龙，互联网金融这个新物种必将取而代之。
“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互联网金融是从银行端开始的，他们搞完全虚拟的银行，并说鼠标能战胜‘砖头’（用砖头形容银行分行），后来银行发现自己也可以搞鼠标，变成鼠标加砖头，这样就把纯鼠标打败了。”游学回国后，姜建清还特别写了两本研究美国互联网金融的书：《美国银行业的科技革命》、《银行业高科技革命及其深层次影响研究》。
20年过去了，第二轮互联网金融热潮正在中国如火如荼的蔓延开来。而这次互联网金融则是从银行与客户两端同时发起。
银行端有大量的客户，客户进行商务活动时，产生资金流，进而有商品流、信息流，从支付融资一直到其他的金融服务都可通过互联网进行；另一端是互联网企业借助电子商务和信息技术的优势，从商品交易过程中掌握了客户的资金流、信息流，进而延伸到支付、融资等领域，再渗透到转账汇款、小额信贷、现金管理、资产管理、供应链金融、基金、保险、证券、代销等银行的基础业务。
“不管怎么说，互联网金融从支付到存款、到资产、到信息，四个方面对商业银行产生了挑战。”姜建清认为，互联网公司带来的挑战其实是银行业面临的去中介化。
姜建清希望通过重塑金融服务来巩固和强化工商银行在价值链上的地位，“客户是金融机构最重要的资源，但客户来过不代表他就是你的客户，关键是你有没有足够把客户黏住的金融服务。”
坐拥庞大资产规模的工行正在把身段放低，更接地气的“顺应趋势”。比如在电商平台的发力。上线营业14个月，工行“融e购”电商平台的注册用户就已经超过1600万人，累计交易金额超过1000亿元，跻身国内十大电商之列。
此外，工行的快捷支付产品经过一年的拓展即达到了5000万账户，支付额650亿元；直销银行平台和即时通信平台也如期启动，这些平台最终将会形成对客户的“一站式”服务。
“有效整合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实现商品交易与支付、融资等金融功能的无缝结合来提高客户黏性和活跃程度；拓展信息数据积累应用的深度和广度，进而创新出更为贴近市场、更加符合客户需要、更富效率和价值的金融服务。”这就是姜建清所谓工行金融服务的逻辑。
互联网金融与金融拥抱互联网，这是两条相交却又迥然不同的逻辑线。前者将用户体验作为至上的法器；后者则以风险管理作为立命之根本。
目前，国内最大的互联网企业的小贷余额大约在300亿元左右，但仅工行一家商业银行的小微贷款规模就达到了1.7万亿元。逸贷是工行研发的基于线上B2C和线下POS的小额信用贷款产品，涵盖个人消费信贷和小微商户信贷两大领域，目前余额已超过1700亿元。
无疑，商业银行经营会越来越多涉及新市场领域，客户需求和新产品的形态也更加复杂，这既蕴含着丰厚的收益前景，也可能潜藏不确定的风险。不能有效管控风险，就无法品尝创新发展的果实。
姜建清认为这种风险管控能力的锻造不仅需要技术手段的提升，更需要长年累月的积淀，并形成文化和制度。
此前，在商业银行高速发展的阶段，实际上各银行的资产质量也在不断改善，风险抵御能力日渐增长。以工行为例，其不良贷款率从2005年末的4.69%下降到了2014年末的1.13%，拨备覆盖率从54.2%提升到200%以上。
根据工商银行2014年初的一份预测报告，近两三年内工行的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均会稳定保持在13%和10%以上的水平。这亦是为应对全球金融系统的监管考验。
随着巴塞尔协议Ⅲ在全球范围的全面实施，中国商业银行在国内外市场都面临更加严格的监管要求，新的监管规则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和资本质量都提出了更高要求。银行同时还要满足更为严格的流动性监管要求。
简言之就是继续加强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同时还要提升资本使用效率。
“在持续的资本金压力下，银行必须探索低资本消耗的集约化发展模式。而更加科学的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则，则要求银行在金融创新中更加注重全面风险管理，注重风险和收益的平衡。”姜建清说。
最大化金融服务能力
“我们最直观的感受是银行的增长速度开始慢下来了。”姜建清认为，宏观经济“新常态”之下，银行业的发展节奏出现降调是一种趋势。
自2006年完成股改上市至2011年末，工行净利润一直保持在均数30%左右的增速。不过，2012、2013年工行净利润增速回落至14.5%和10.2%，2014年的净利润增速为5.1%。
伴随着营收、利润的增速回落，工商银行总资产增速也从15%下降至8%左右，但对于20多万亿的资产规模而言，8%仍然是个惊人的数字。“当然，我们说的‘慢’主要是和自己比，放眼全球，中国银行业的成长性仍然处于中上游水平，而且增长趋势更为稳健。”
曾几何时，无论是大型国有银行还是股份制商业银行，竞相通过资本市场增发再融资，以扩充资本金规模来支撑高速增长。如今，这样的光景恐难再现。
“慢”所带来的一个根本性变化在于，在政策红利消退和市场日渐成熟之后，中国的商业银行也告别了主要依靠规模扩张来实现业绩增长的发展模式。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商业银行必须转变增长方式，加快盈利模式的转型。
这个转型，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商业银行调整自身的业务结构和收入结构。由于中国银行业长期以来处于利率相对稳定的环境之中，利息收入自然就成为银行最为倚重的收入来源。
数据显示，2013年五大行净利息收入（存贷利差收入及债券投资收益）占营业总收入的比重仍在75%左右，其中存贷利差收入约占50%-60%。而绝大多数的中型银行和城商行对于存贷利差等传统业务的依赖程度更高。
然而，自2012年开始，国内利率市场化步伐明显加快，放开存款利率上限的最后一步也开始呼之欲出。利率市场化的推进，无疑将会使利差持续收窄，从而挤压银行在利息收入上的利润空间。
2014年11月22日和2015年3月1日，央行连续两次降息，更是打开了银行利率水平的下行通道。
另一方面，金融脱媒化趋势也同期进入加速状态，越来越多的社会资金绕开银行，直接进入金融体系。这也导致银行贷款在社会融资中的占比持续下降，同时银行存款基础也受到很大冲击，抬升了银行的资金成本。
“与很多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对银行资产端和负债端两头挤压更明显，净息差收窄的速度和幅度可能更大。”在研究美日韩等国家在利率市场化前后的变化后，姜建清发现这些国家的银行利差较改革前普遍缩小了50-100个基点，不过眼下中国的银行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
一项行业数据测算结果显示，当国内商业银行净息差降至1.5%时，全行业将进入亏损区间。从另一端看，在外源性资本补充渠道较窄、内生资本补充能力受盈利增长限制的情况下，过去商业银行“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规模扩张型、高资本占用型的外延式增长方式本身也难以为继。
因此，在前几年规模扩张的时期，银行业也在努力促进业务结构和收入结构的多元和平衡，尤其注重对中间业务的拓展，提高手续费及佣金收入等非息收入的规模和占比，成为各大中型银行争相发展的方向。
2014年，工商银行非存贷利差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39%，这一数据在十年前仅为23%。除了发展差异化的中间业务外，工商银行还在不断利用其客户群的规模优势，深度挖掘需求并形成新的增长点，如开辟投资银行、电子银行、现金管理、私人银行、资产管理、贵金属、养老金、理财、票据等一批新兴业务领域。
“工商银行现在已经基本确立起传统存贷款业务与投资及收费性业务并重、信贷资产与非信贷资产并重、贷款利差收入与非信贷收入并重的经营结构。”姜建清对工行在盈利结构上这两年的调整颇为满意。
从其他国家发展经验来看，与金融脱媒和利率市场化相伴随的，则是金融综合化经营的发展。深化综合经营则正是商业银行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
从企业端来看，像中石油这样的大型企业集团，债券等是其主要融资工具，贷款占融资总量的比重不到三成，而2007年高达九成以上。居民金融资产也从单一的存款更多地向理财、基金、股票、债券、保险等领域配置。
从工商银行个人客户理财与储蓄存款的比例来看，几年前还是1︰9，现在已变成3︰7，按照姜建清的判断，或许不到5年时间，这个比例就会演变成5︰5，“这些现象说明大资管时代已经来临。在这方面，商业银行独具优势。”
而商业银行作为社会资金流转的枢纽，一方面在资产管理业务链条中能够承担清算结算、资产托管、销售发行等多重角色；另一方面，各大行均已通过全资设立、控股或参股的形式，不同程度地进入了保险、基金、信托、租赁、证券等跨市场领域。
“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姜建清在很多场合不断提起这句话，作为银行家，他很清楚的是商业银行要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最大化金融服务能力。
过剩产能“控制器”
“如果中国不发生经济‘硬着陆’或金融危机,那么中资银行的股票看起来并不贵。”境外媒体《巴伦周刊》在2015年有关“中国经济减速的本质”的一篇报告文章中如此评论。
这篇报道虽然保留了对中国经济的乐观判断，但也提出一个可能存在的危机：过去10年中，中国新增债务为75万亿元人民币，债务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从160%左右上升至215%左右。这种债务水平将不可避免地引发一场金融或者银行业危机。
中国经济脉搏变弱的确又放大了上述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从两位数的增速降至7.5%，甚至更低，已经是被人们所接受的现实。此前，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更多是依靠投资，眼下在能源资源、房地产及基建业已经明显放慢速度的时候，要避免发生金融危机的同时还要推进并实现经济转型，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钱要投到哪去？
从“钱荒”到A股的万亿成交量，中国经济既缺钱又不差钱。
整个2014年，央行和银监会都在不遗余力的呼喊着“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并在“总量稳定、结构优化”的思路下，从社会融资成本、融资规模、融资结构、金融服务能力和供给能力，以及金融稳定等方面明确了相关政策方向。
毫无疑问，作为金融业中心的银行，其使命就是“服务实体经济”。之前，金融机构与实体产业的增速“背离”，大量信贷资产涌向低效和产能过剩的领域，以及社会资本在金融体系的“空转”，一度成为舆论诟病银行的症结所在。
作为银行家，姜建清非常清楚离开了实体经济的支撑，金融就是无本之木。“只有把握实体经济的需求与发展趋势，商业银行才能建立稳固的发展基础，实现新常态下的可持续发展。”
银行要如何把握实体经济的需求和发展趋势？一个首当其冲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许多传统产业领域出现的产能过剩。
目前，仅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等5个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就涉及1.2万家规模以上企业，8万亿元的总资产，以及大量的上下游企业和居民。此外，化工、化纤、造纸等行业中的部分子行业存在产能过剩迹象，而风电设备、光伏制造、LED照明等一些新兴产业也面临产能过剩压力。
产能过剩已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和挑战，若不及时加以调控和引导，可能导致产能全面过剩和市场的恶性竞争，企业停产倒闭、人员失业下岗和不良金融资产大量增加等问题，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产能过剩行业融资总量较大，一旦出现大的波动，会给银行带来较大的不良资产上升压力。
“在解决过剩产能过程中，银行要做的不仅是控制信贷投放和处置不良资产，更应该发挥引导作用，通过支持龙头企业，促进企业兼并重组、技术革新、过剩产能走出去等，促进过剩产能消化。”
金融是现代经济中调节经济运行的重要杠杆，而银行就是控制杠杆力道的调节器。姜建清称，“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产能严重过剩行业设定融资限额严格控制融资总量，是有效遏制过剩行业产能的盲目扩张和防范自身行业集中度风险的重要手段。”
以钢铁行业为例，过去14年中，工行持续地控制着过剩产能行业的融资。工行对钢铁行业的贷款余额从1100亿元略微增加，增长不到100亿元，同时不良贷款余额还下降了260亿元，并退出了1000多户技术装备落后、不具发展前景的企业，对遏制过剩产能扩张发挥了积极作用。
发挥信贷等金融手段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引领作用，有助于调整优化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和结构。一方面是积极促进化解产能过剩的矛盾；另一方面，工行也在开辟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蓝海”。
“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文化产业融资”等领域是姜建清认为最符合工行在经济结构调整期抓机会的四大新市场。
在先进制造业方面，截至2014年末，全行对国内先进装备制造业的贷款余额已达4476亿元，而工行也在根据行业客户特点，不断调整金融服务模式和产品；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工行一直密切关注新技术、新能源和新产业的发展，投向绿色经济领域的贷款余额已近6000亿元，环境友好及环保合格客户数量及贷款余额占全部境内公司客户数量及贷款余额的比例均保持在99.9%以上。
与此同时，文化产业亦成为该行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自身经营结构调整的重要突破口，截至2014年末，工行对文化产业的融资余额已超过2000亿元，成为工行增长最快的融资支持领域之一。
除了实体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机会外，社会财富增长带来的财富管理亦为银行业打开了一扇窗。按照姜建清的判断，随着监管政策的不断完善，财富管理业务将会迎来新一轮强劲发展期。“商业银行如果能够抓住其中的业务机遇，可以减轻利率市场化的冲击，为持续发展找到新动力。”
并购加速国际化
“今天，如果我们把工商银行的境外机构作为一家独立银行来比照，总资产可以排到全球银行业第98位，差不多相当于美国的道富银行；利润可以排到第77位，差不多相当于一个瑞士信贷集团，总体可以进入全球银行业前100强。”姜建清说。
在工行国际化战略推行之初，曾有人提出国内能达到30%的增长，何必要去挣国际市场10%的增长，但姜建清认为，中国在全球影响力迅速上升，如果不提早把握全球化趋势，工行将会丧失更大的机会。
2014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的国家发展新战略，这意味着中外经贸合作与交流将更加频繁，各类跨境贸易和投资活动将更趋活跃。人民币国际化进入加速发展期，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广度和深度都将达到空前水平。担任工商银行境外人民币清算行的工行新加坡分行，2014年人民币清算量已突破37万亿元。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这个过程蕴含着丰富的业务机会和发展机遇。特别是对于综合服务能力较强、国际化基础较好的大型银行而言，通过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联动发展，为客户提供多币种、跨市场的综合性金融服务。”
姜建清对《英才》记者表示，中国的商业银行完全可以利用本币优势，以人民币国际化为契机全面提升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实力和市场影响。
截至2014年末，工行的338家境外机构分布在全球41个国家和地区，资产达2360亿美元，海外人员有11000多人。在国内盈利增幅趋缓的时候，工行在海外的盈利却保持着40%左右的利润增长，全年境外机构税前利润达到30.2亿美元。
“工商银行海外的盈利中超过20%来自海外的人民币业务。我相信有一天这个数字会超过50%。”姜建清在很多场合反复强调，人民币国际化给中国商业银行带来了历史性机遇。
不过，就目前中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程度而言，仍然普遍较低，金融机构地理分布指数（GSI）仅为跨国银行平均水平的1/5。毋庸置疑，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还在加快，迫切需要强大的全球金融体系作为支撑。对于中国的商业银行而言，最大的挑战便是如何加速提升全球化资产配置和服务能力，构建内外协同的跨境金融服务网络。
姜建清给出的答案是“并购”。实际上，这也是国际金融巨头的成长路径，汇丰、花旗、摩根大通、德意志，几乎所有外国的大银行都是通过无数次的并购成长起来的。汇丰在1980到2008年间一共完成了365次有大有小的并购，它在全世界75个国家和地区都拥有机构，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银行之一。
中国的银行过去的国际化，主要是在海外设一些分行，产品比较单一，很难融入到本土的市场。虽然有些海外银行开的时间很长，但跟当地的社区和企业联系非常少，主要做一些中国人在海外的业务，远远称不上本土的银行。
相比在海外申设机构，并购的投入产出时间较短，可以直接获取当地的网络、客户还有业务基础，容易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自1993年以来，工行已经完成了16次并购，还有台湾永丰银行的股权收购案正在进行中。工商银行在中国的银行业中是海外并购最多的银行，甚至几乎中国所有金融机构加起来的海外并购都不如工行一家多。
姜建清对于工行的海外并购颇为满意：“从现在来看，并购给工商银行的国际化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到2013年末，工商银行由于并购形成的海外子公司的资产是1499亿美元，占海外全部资产的比重是72%。由并购机构实现的净利润是13.8亿美元，在全部境外机构中的占比是75%。”
回顾这些并购案，姜建清说这里面有着非常清晰的逻辑，“一开始的时候，是从‘水浅’的地方下，从香港、澳门周边下水，慢慢到新兴市场，比如印尼、泰国；然后再到成熟市场美国、加拿大、欧洲；一开始胆子比较小，先并购小型银行，然后到主流银行的收购。开始是对银行业务的收购，逐步收购业务线和非银行金融机构。”
“海外并购，价格高低都是相对的，你老在外面说抄底了，占便宜了，那意味着你的交易对手吃亏了，大家还有生意好做吗？做生意就是大家共赢。工行的海外收购，价格有高有低，1美元收购的证券清算机构工银金融，去年盈利约2600万美元，而5亿多美元收购澳门诚兴银行时，PB3.2倍，确实比较贵，但2014年的利润超过2.5亿美元，从这个角度看又一点也不贵。”
在海外并购中通常被看重的因素——价格，在姜建清看来并非是并购整合成功的衡量标准。工行海外的16起并购案中，除了非洲最大的银行南非标准银行，由于受到当地法律限制，不允许绝对控股外，其他绝大部分并购整合，工行都是收购的控股权和管理权，但这些并购却都能成功。
金融危机等制造的并购窗口期，的确使得工行在海外并购过程中，更容易叩开国际市场的门窗，但海外并购成功的关键因素还在于自身的并购能力。姜建清将工行海外并购的成功归纳为：稳定人心、树立信心、融入集团、整合系统、融合文化。
如今，工行11000多名海外员工中，从中国派出的仅700多人，但工行的国际化发展对集团分散风险、稳定增长、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作用越来越大，“并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科学，也是艺术。它使成功者更加成功”，姜建清说。
“向轻资产结构转型”
文｜本刊记者 杨旭然
风险的底线
《英才》：之前我们采访马云时说阿里做金融服务不是要颠覆银行，而是做银行的补充。那么，你觉得互联网企业和金融企业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
姜建清：对于商业银行来说，真正的挑战并非来自跨界竞争者，而是能否跟上技术创新的步伐，以开放、合作、创新、进取的心态去拥抱新的趋势。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如果出现了战略上的重叠，有可能竞争大于合作，也有可能合作大于竞争，或者有时候会同竞争者的竞争者成为合作者。
《英才》：微信红包在一夜之间就完成了传统金融机构要花费大量财力物力人力才能吸引到的客户，你认为这种客户成本上的巨大落差是否是商业银行的硬伤？
姜建清：金融一定是以提供服务为载体的。比如银行最传统的服务是结算，在此基础上又有了融资服务，然后继续衍生出更复杂的金融服务。客户是金融机构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源，但是客户来过一次不代表就会真正成为你的客户，关键看后续是否有金融服务能够把客户黏住。
金融业是高风险行业，同时又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因此金融服务在全世界都是特许行业。你能不能做金融业务，要取决于你是否有相应的牌照、是否符合严格的监管要求、有没有合格的专业人员和技能等等一系列的因素。
《英才》：互联网金融公司大多集中在小微企业的信贷业务以及个人消费信贷等碎片化的业务上，似乎大银行做这个成本降不下来，你怎么看这个状态？
姜建清：今天大家说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支持存在着一些问题，觉得和期望的状态有差距，其实根本问题还是在于怎么判断和把握小微企业的风险。小微企业的特点是变化比较快，受经济波动冲击的影响比较大，所以他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相对脆弱，生命周期普遍很短。支持小微企业的同时把握风险的底线，这是每家商业银行都在探讨的问题。
工商银行现在发展小微企业融资业务，基本上是基于供应链进行风险把控，不把小微企业看成一个个孤立的企业，而是把它看成一条产业链中间的一环。我们发现小微企业的变化和产业链的关系非常密切，如果一些产业链的核心企业出现问题，往往它的上下游大量的小微企业就会出现危机。以这样整体性的原则来观察小微企业、支持小微企业并发放贷款，有利于控制风险和成本。
从信贷余额看，中国几家国有大行是小微企业信贷投放的主力军。从事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除了确立战略外，还要配置资源、提高效率、控制成本以及降低成本，从机制、体制、团队方面协调平衡好。但我们现在好像仅把给小微企业贷款当成了一种道德选择，这是不对的。
物理网点近不过手机
《英才》：有很多公司想做包括社区银行在内的社区金融服务，工行这样的具有网点优势的大银行是否也会有所考虑？
姜建清：现在客户的选择可能不仅仅在于距离，我们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电子银行渠道办理的业务笔数已占全部业务量的87%。在这种的情况下，物理网点和客户的距离怎么“近”也“近”不过家里的电脑和你兜里的手机。
《英才》:其实这些公司做社区金融服务的动机是为了获得“账户”，在金融行业里流行一句话叫“得账户者得天下”，你怎么看这个说法？
姜建清：我觉得问题的根本不是得“账户”，而是得“服务”，即提供好的服务。这个服务的含义比较广，也包括各种好的金融产品等等。服务好，即使客户没有账户，也可以到你这里来开账户，因为在其他地方得不到这样的产品，得不到这样的服务。
这个服务面可以广到一站式服务，不仅包括银行类的、信托类的、证券类的、保险类的、基金类的、资讯类的，也包括一些高净值人群需要的个性化的服务，不仅仅包括在中国提供金融服务，也包括提供全球化的金融服务。若所有的产品你都能提供，你就可以给客户做更好的资源配置，你的竞争力才会真正提升。
《英才》：如今金融生态圈越来越丰富了，你觉得不断涌现的新型金融公司会不会让这个市场格局产生一些变化？
姜建清：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金融机构出现，这对于市场的培育和成熟是有好处的。对于我们来说，始终秉承着一个开放、合作的态度。
银行也要轻装上阵
《英才》：2014全年，M2数据增速一直在下降，你怎么看这个现象呢？
姜建清：我觉得整个中国经济在面临一个比较大的转型，而且可能是一个很长的转型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我们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如“三期叠加”的困难，也会对原来的一些旧经济形态产生较大的影响，如过剩产能，就面临着去杠杆的过程。
大家对于货币政策比较关注，我觉得正确的货币政策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年国家实行了稳健的货币政策，掌握的比较好。在最近这两年，我们没有像国外那样搞那些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取得了不错的经济增长。
现在中国面对着很多挑战，这些挑战中央的报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很多困难都不是仅靠货币政策就能解决的。
《英才》：从去年我们看的很明显，政府进行了货币政策这种结构性的调整，这样的变化对于工行的信贷规模、信贷的投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姜建清：货币政策的调整，对于商业银行的影响是不小的。它首先影响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间接地对商业银行信贷的投放能力也产生影响。
但对商业银行来说更长久的挑战，恐怕还不是资金的问题，而是资本的问题。因为商业银行受到资本金的严格约束。
信贷增长需要有一定资本来支持，在过去这些年，银行的资本主要靠内源资本补充。什么叫内源资本补充？就是银行靠比较好的盈利能力，用相当的一部分利润，高达60%的利润留存去补充资本，40%的利润用于分红给股东。这使中国的信贷增长有一个坚实的资本支撑。
外源的资本补充，在过去只是作为一个辅助手段，不是主体。为什么呢？首先是前些年商业银行盈利状况较好，其次是过去资本市场状况并不是很好，外源补充资本受到各种压力。
《英才》：存贷利差一直是银行业的一个主要收入来源，近年来利差收窄，银行的盈利面临挑战，怎么去拓展新的市场和业务？
姜建清：从银行来说，外部利差的变化，实际上是不可抗力。宏观政策出台、利率政策变化，银行的经营可能就会马上出现变化。
从银行自身来看，也应做努力，如要从过去的银行重资产结构，逐渐向轻资产的经营结构转型，不那么过度依赖于存贷款，发展多种盈利方式，从信贷经营大行逐步变成信用管理大行。如可提供更多样的金融服务，像财富管理、私人银行、投资银行等，延伸更广泛的业务线。
“一带一路”和国际化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不少机遇。如一些外国公司技术水平很高，我们把它和国内企业撮合起来，中国企业有市场，有资金去收购它，从而整体提高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有投资银行、财务顾问业务，有支付、融资、结算等许多业务，像这样的事情，以后会越来越多。
去年在亚太区收购兼并财务顾问方面，工商银行第一次超过国际大投行，做到了业务笔数的第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