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世界500强，绝大多数企业属于混合所有制，且有些企业已完全蜕变成为投资控股性质。可以说，混合所有制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性的经济形态，或者说它代表的是更成熟和更高层面的企业发展模式。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决定》的表述给市场极大的想象空间，为国企改革、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打开了一扇窗；同时也给民营企业，跨国公司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道路。
从经济体制改革角度讲，决策层希望通过混合所有制盘活经济，增强企业治理能力，进一步消除民资与国资的不平等。乐观者预计如若按照改革时间表，未来混合所有制经济成为主流，既然都是混合经济，那么舆论观念上的国资和民资的争论自然会逐渐淡化；而在体制上，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不平等地位也会得到消除。同时，政企分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落实才能到位。
而悲观者认为，过去近十年的国企改革接近停滞，甚至出现倒退，垄断、分配不均日渐恶化，国资与民资甚至形成了二元结构。一些民营企业对参与国有经济望而却步，那些失败的案例让民营企业家对混合所有制并无多大兴趣。
更何况，倘若民企拿出资本、资源、股权参与国有企业，在决策上没有话语权，在产权上没有实际控制权，那么合作的意义也就不大。这也难怪某位知名民营企业家公开表示：“与国企合作混合所有制，我必须控股或者相对控股。”
争论颇多，但不可否认，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改革方向，无疑是更为市场化的路线。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国企改革将如何进行？混合所有制将呈现怎样的发展态势？混合所有制到底是谁的机会？在改革的关键时期，《英才》记者走访了多位官员、企业家以及学者，看看他们是如何理解混合所有制的。
林左鸣 引进民营企业家的精神
过去的改革都是单向突破、单向改革，这一次三中全会第一次要求全面推进改革，而且要在2020年前，短短的六七年时间完成改革的任务，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这次改革跟35年前的改革开放，有很大区别。35年以前如果不改自己都活不下去，所以必须改。今天情况不一样，如果不改革，别人活不下去，自己不见得就活不下去，这是非常复杂的。而且今天的改革再靠单向推动、单向突破已经不可能了，必须全面推进。所以，这次改革的力度、难度都跟过去是完全不同的。
中航工业近5年来，一直在推动混合所有制，之前中央没有明确提出来，但工作是在不断推进。现在我们一些新的业态，很少是中航工业完全独资的，基本都是和民企以及其他所有制的企业合作合资的，而且这个方面还是有巨大空间。我们还有很多类似事业单位的企业很具科研活力，将来这些事业单位转企，资产非常优质，如果能够引进民营企业来合作，会创造一个央企和民企携手共进的新天地。
中航工业过去五年推进混合所有制，力度非常大，而且我们的特点是凡是我跟你合作，我不但只是相对控股，而且你的经理层要作为我的经理层。跟中航工业合作的民营企业，和我们都是平等的。
中航工业的特种汽车板块的掌门人是民企老板，他跟我合作，我入股，把整个摊子全交给他来打理，所以我们搞混合所有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转换机制，要把民营企业家那种拼搏精神、进取精神引进来。
我个人认为即便是做防务产品，也可以引进民企，这没有什么不可能的。美国所有防务公司都是上市公司，都是有私人资本进入的，有什么不可以呢？也是可以的。
林左鸣系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根据《英才》第十三届中国年度管理大会发言整理。
易军 要资合人更合
谈混合经济就是公有和民营经济交织在一起，这是更稳定的模式，二者是在利益上息息相关的，不能把利益对立起来。
国有和民营经济共同地捍卫我们这个民族的振兴，中国梦就是民族要振兴，人民要幸福，国家要富强，这是大方向。不要将国有和民营二者对立，好像发展民营经济就是把国有经济赶出去，国有经济就是让民营经济没有生长空间，不是这个概念。所以，我认为应该是国企为民，民企为国，国民共进。
对国有企业来说，混合所有制实际上是加快国有企业的市场化程度。在资本化方面，中国建筑走在了前面，已经完全资本化、股权多元化了，这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混合经济，只不过目前国有控股比例是51%以上。但另一方面，还有很多企业没有改制、没有上市，股权多元化就是指这方面要推进。
中国建筑和民企在经营领域有很多合作，在股权合作方面也开展了一些探索。这种股权的合作对双方的股东要求都很高，在这方面要看具体情况。目前，在我们所在的建筑业和地产业两个行业中，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并且民营企业的市场份额也已大大超过国有企业。中国建筑的品牌、管理、人才、技术等综合实力位于行业领先的地位，因此如果要有股权的合作，我们将谋求控股地位或是控制经营权，这不完全是钱多钱少的问题，也要同时满足“资合人更合”的合作要求。另外，不同企业在管理和企业文化上也存在差异，当两强相遇时到底是用谁的企业文化去主导，这样的问题也是难以避免的。
易军系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董事长，采访|本刊记者 孟德阳
刘顺达 以项目作为载体
混合所有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明确肯定。为什么要把这种制度安排作为发展方向？
从思想方面来讲，需要始终持有三个思维方式：一个是互联网思维，第二个是奥运思维，第三个是系统思维。改革开放是基本国策，目的为了搞活经济。改革是为了冲破利益樊篱，但如果改革不深入，只能是触及到身体疼痛，不会触及到灵魂。研究改革必须具备开放思维。开放思维就是互联网思维，并且是改革、开放、搞活。
奥运思维来自于奥运会平台上的体育比赛，作为平台就必须有相应的规则，可以说平台的本质是规则。
系统思维就是联系和发展的思想。系统有三性：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三性是很值得研究的，核心就是系统性。整个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考虑问题要从大局，大事的角度出发。
从现代企业制度方面来讲，混合所有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最为关键的是十六个字：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是十多年前就提出来的，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也讲得清清楚楚。
混合所有制的实质就是产权制度安排上的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过去我们说股份制，是一大二公，现在混合所有制就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之一。企业可以在某一级的法人实体上去混合，企业法人是平等的，它是有资本流的。
我的建议就是以项目作为所有制混合载体，这样什么层面都可以进行混合。换句话说，混合所有制最有效的实现形式是项目混合所有制，只有做到了项目的混合所有制，才能把十六个字落到实处。
现在的中央企业，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了混合所有制。以国资委监管的资产为例，50%以上的资产，60%以上的收入，80%以上的利润都在上市公司。可以说央企旗下的上市公司，都是混合所有制的重要形式。要承认这个现实，再进一步深化改革，就是要提值、增效、升级，不能一哄而上，实现形式就是项目责任制。
刘顺达系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采访|本刊记者 樊融杰
王健林 关键看国企的定位
我觉得，混合所有制还不能下结论就是春天。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合作，对民企来说，究竟是馅饼还是陷阱，还要看国企的态度。如果央企、国企，保留一个相对的持股比例，比方说40%，剩下60%由三家民营企业来合作，理论上来说还是国有企业保持相对控制力，但是民营企业合在一起的股权又大过了它的股权，这种机制产生的效果，才能使整个管理机制发生变化，这也是中央设计这次混合所有制的目的。这对我们来讲就是馅饼了，利用国有企业的资源、优势，大家共同把它做大。
但是如果国有企业要保持绝对控制力，民企只能跟着国企混，那民企这个钱投进去可能就变成陷阱了，过去的机制其实也没有什么变化。我觉得这样的混合所有制价值不大，所以混合所有制究竟怎么走，是好是坏，最终取决于国资委，取决于这些国企的定位。
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当中的定位，从最早民营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有益补充，到重要补充，到后来重要组成部分，到现在提出来“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经济基础，都是同等的”。这两个“都是”，我感触很深。
对我来讲，最想进入的行业，目前就是民营企业还不能进入，或者说还具有垄断性质的一些文化产业。比方说电影产业，现在无论从内容制作到终端放映，民企占绝对的大多数了，过去那20几个国有的所谓的电影公司，除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现在叫中影集团还在，其他基本都找不到了。终端放映更不用说了，都是民营占绝对的优势地位。
但是现在的发行系统，民营企业还进不去，尤其是境外影片的发行，有的企业可能就凭这一个执照，每年就要白拿多少个亿。文化产业可能是国家所有领域当中开放最晚，也是最审慎的一个行业，对我来讲，这些文化领域都能对民营企业开放，我相信发展会更快。
民企跟国企合作的时候经常遇到“三不”：不平等、国企换领导人带来的不稳定和不信任。这个不稳定，有的时候是好事儿。万达最早开始做院线的时候是跟上广电签的紧密合作协议，万达开发的所有电影院线必须和上广电合作。但是还没有开业，他们换了董事长，然后就说不能执行原来的协议了。当时上广电在万达有一笔保证金，他们的意思就是，你要是能退就退，不能退就算国有资产损失，可能还要追究原来签约人的责任。我们一听说这涉及国有资产损失，就把钱退了。
这就逼得我们自己接过来干，现在万达院线做到亚洲最大，加上在美国并购AMC，已经全球最大了，差不多占了全球接近10%的份额。所以，这个不稳定给我们创造了机会。
王健林系万达集团董事长，根据《英才》第十三届中国年度管理大会发言整理。
李河君 大家机会均等
国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最初的出发点是盘活国有经济，但实际上这种经济模式可以充分调动各种经济要素的积极性。
所以，我认为，混合所有制经济为盘活国有资产存量、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增长找到了有效的途径；为实现政企分开创造了产权条件；为国有企业顺利转制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能推动国有、民营和外资之间的互利合作。
那么，具体到能源资源行业，谁的机会和优势会多一些呢？国有经济在传统能源行业确实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在新能源行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是技术，而且很多先进的技术都在欧美国家。民营企业由于比较灵活，可以通过海外技术并购获得更多的先进技术，从这个角度来讲，民营企业在新能源行业有更多的优势和机会。
所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于国企、民企和外资企业，机会都是均等的。除了新能源，在电力石油基建等垄断性行业里，民企在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行业也有不小的机会和优势。
根据我们的经验，在选择合作伙伴时，对方是什么所有制的企业并不是最重要的评估标准，而首先看业务上是否互补、能否共赢和一同成长。
李河君系汉能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采访|本刊记者 李文友
高岩 落点还是市场化
过去50多年里，阿尔斯通参与了中国轨道交通、电力设备和电力传输基础建设领域的很多重大工程，同时也与很多不同所有制企业建立了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与ABB、GE、西门子等跨国巨头一样，阿尔斯通的发展也经历了出口产品到建立运营机构，再到建立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等发展阶段。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的许多新的措施，无疑会对市场、企业的发展带来很多具体的影响和变化。三中全会强调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与以前讲的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既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又有创新。
过去更强调不同所有制经济自我发展、相互促进。现在讲混合所有制经济则更强调不同所有制形式之间直接结合、交叉持股、融合发展。不过，如何“混合”，如何界定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话语权”，像阿尔斯通这样的大型跨国公司又如何参与其中，目前仍难有很具体的定论。
只能说，对于新一轮的改革，从大方向上，我始终是乐观的。各方关注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还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往谈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时，说的是“基础性”，现在用“决定性”的表述，使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更加鲜明，这无疑将牵引经济体制改革的升级。
事实上，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其最终的落点也在于“市场化”，即建立越发成熟，更加透明、公平和开放的市场环境，进一步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从这种角度讲，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这对阿尔斯通这样始终以市场为导向的跨国企业而言是重大利好。
我们不追求什么优惠政策，最看中的就是希望通过持续有效的改革，建立一个真正公平、开放和成熟的市场环境，让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在这样的环境里，不论是国有、民营还是外资等不同所有制企业都能公平且充分的竞争与融合，共同成长。
高岩系阿尔斯通（中国）总裁，采访|本刊记者 李文友
罗仲伟 混合所有制缺实操意义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发展混合所有制，允许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但我个人认为没有多大意义。民营经济为什么要进入国有企业？
第一个疑问是，如果民营企业能够控股，决策上可以有决定性，问题是规则上行不行？
另外一个疑问，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从国有企业的功能来说，能达到什么功能？从民营企业的角度来说，把一部分资本、产权、资源投入到国有企业，能得到什么？
一方面讲放开市场，鼓励民间资本，打破垄断，降低门槛。如果是这样，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通过产权、股份进入到国有企业有什么意义？他完全可以自做。事实上，从一些有限的国有企业改革案例来说，民营参股或者收购国有企业，失败的居多数。甚至，一些民营经济进入到国有企业，最后体无完肤。
权力的不对称使得在经济分配上面不对等，很多民营企业的经验是能不碰就不碰。从市场经济角度讲，做这件事有什么利益，企业一定是讲利益的。所以我个人感觉只是姿态性的东西，没有实际操作上面的意义。
对于国有企业改革，首先必须要做的是国有企业在职能上要划分清楚，一定要限定范围。在哪些领域，必须是国有企业独资的；哪些领域是可以混合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可以做，而且这个混合的意义是在一个企业法人下面，不同性质的股份参股来做，还是在这个领域有不同性质的经济主体？这些问题还没有弄清楚。
国有企业改革，不是简单的完全私有化解决，不是在竞争领域就私有化这种方式来解决。而是要按照市场经济运作的方式来竞争，国有企业竞争不过自然会被淘汰，或者界定止损线，如果超过这条界线，可以通过市场化的办法私有化，挂牌转让等方式，要么破产，要么变现。
从另一方面讲，发展混合所有制，最后导致国有资本得变相扩张是有可能的，甚至有可能会出现国有企业内部人通过混合经济侵蚀国有资产。
如果可以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民营经济进入国有经济，无非要几方面的利益：一是有些领域民资进不去，通过参股、控股国有企业进入；第二，看好国有企业资产的成长性，在行业内有领先性，以战略投资者身份进入，纯投资性的可以考虑；第三，看好国有企业的团队，管理，业务水平。
国资改革，没有经验可以借鉴，但方向是对的。
罗仲伟系社科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采访|本刊记者 谢泽锋
郝玉峰 消除企业属性歧视
单就混合所有制本身来讲，这是中国企业改革的必然逻辑。由于体制的特点，我们有庞大的国有资本，充分用好国有资本一直是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就经济体制改革来讲，包括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国有企业自身改革；一方面，发展其他成分所有制经济。但在相当长时间内，实际上是两条线在推进。
这两条线一直在推进，到了一定程度，社会上产生一种思想，国有企业改革停滞了，而民企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结果造成了现实中的两种经济成分对立的情况。有很多人认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就是退出，就是全盘私有化。
但实际上混合所有制是必然发展，因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逻辑并不是私有化，而是和市场经济协调起来。经过一系列探索和争论后，国家提出混合所有制，对各种资本都给予同等的待遇，都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企业来讲按照市场经济运作就行了，和资本的运作体系分开。这里面就必须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国有资本的运营体系是什么；第二，国有资本的分类，发展立意是什么。
如果资本能够来回流动，那么我们还有必要强调企业的所有制的性质吗？不管国有还是民营，都是民族资本，就没有必要在企业层面强调是什么样的企业。
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运作体系，都因为缺乏多层次的资本运作平台，没有有效融合，在企业层面发展混合所有制都走的上市的路子，吸收社会资本，但真正意义上的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融合只是在个别企业、个别行业有所实践。
如果各种资本能够互相融合，融合的结果都是混合所有制。这件事情做好，在中国存在的国有和民营，按所有制划分企业的做法就会退出历史舞台。以后，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并不重要，企业层面只面临提高市场竞争力、效率和内在活力的问题。
当前舆论产生这种对立的观念、疑虑和担心，有待混合所有制的发展。可以说企业不能再按照所有制分类，需要撤销以所有制来分类企业，因为对企业来讲归根结底是治理结构的问题。
郝玉峰系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主任，采访|本刊记者 谢泽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