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千亿俱乐部”里的央企相比，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科）的规模实在算不上显眼，其2011年主营业务收入只有700亿元。
相比之下，与它在同一栋大楼里办公的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子），同期收入达1700亿元。
不过，比较这两家企业的净利润率，中国电科的盈利能力则高的多。
七年前，时任中国电科副总经理的熊群力从楼上搬到楼下，出任中国电子的董事长；六年后，熊群力又从楼下搬到楼上，担纲尚未建立董事会制度的中国电科的总经理。
概括而言，两家企业的运作思路不同。中国电科偏重加强产业集中度，中国电子着力提升产品品质。相同的地方，两家企业都是科技型企业，科研成果如何产业化，是领导者必须面对的一道难题。
现实状况是，中国电子身处竞争近乎肉搏战的电子领域，而中国电科则占据电子信息高端领域。很大程度上，这得归功于中国电科殷实的“家底”——47家科研院所。
在其10万余名员工中，科技人员的比例高达55%，其中有11名中国工程院院士，265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集团旗下有15个国家重点实验室、4个研究应用中心、9个研发中心、20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在刚刚完成的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的对接中，中国电科的交会对接激光雷达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从“两弹一星”、“载人航天”、“预警机工程”到“探月工程”，很多国家重要军民用大型电子信息系统的工程建设，重大装备、通信与电子设备、软件和关键元器件的研制生产中，中国电科都扮演着主要的角色。
这些数字和荣耀，一方面给中国电科戴上了“高科技、高附加值、高利润率”的光环；另一方面，“技术唯上”的思路和氛围，却也可能成为其市场化路上的束缚。
2010年底，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发布《关于建立和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的若干意见》(业界称为“37号文”)，“军民融合”和军工科研院所资源的整合均是此文中应有之义。
有业界人士将“37号文”比作中国军工行业“最后的晚餐”，认为“国家对军工企业的改革大政方针已定，军工行业相对封闭的格局必将被打破”。
的确，在当前市场环境下，“军民融合”是军工企业的大势所趋，而科研院所的进一步整合则是军民融合的一个必要基础。
不仅在中国，世界主要军工企业都在不断向民用领域扩张。无论是洛克希德·马丁、诺思罗普·格鲁曼、还是波音防务、空间与安全集团，近年来都纷纷开始投资能源、电子、网络安全等领域。
靠军工积累技术，靠民品获得市场，是国外军工企业的普遍生存之道：通过国家对军工产业的投资（或者是国防部的慷慨订单），生成强大的核心技术，形成品牌效应，进而再把技术和品牌拓展到民用领域，做大规模、得到高技术附加值带来的丰厚利润。
全球军工老大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CEO鲍勃·史蒂文斯曾说，军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在于能用两种不同的智慧和运作手法去平衡军工板块和民品板块。
对于军民融合的“平衡之道”，中国军工企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现在有些军工企业的民品收入已经占比很高，但其中有部分仅仅是为了一个“好看的产值数字”，民品业务缺乏拳头产品和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从10年前组建伊始，针对民品规模小、各研究院所单打独斗的局面，中国电科就谋求实质性转变，10年过去了，其民品收入已近400亿元，旗下的一些研究院所也壮大到了几十亿，甚至近百亿级的规模。
但在熊群力看来，规模并不能完全说明作为国内唯一几乎覆盖整个电子信息技术领域的中国电科的实力。2011年5月，熊群力重返中国电科在做新的战略规划时，他将此前确定的收入目标调低。
有人批评他保守，但熊群力认为，对中国电科来说，如何通过集团层面的战略统筹，形成更强的合力，将前沿尖端的技术，在为军服务的同时转化为能够适应和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更为重要。“我们先要梳理好自己的业务，梳理清楚之后，规模是很自然的事情。”
上任一年，熊群力在接受《英才》记者专访时坦言：“对目前的中国电科来说，内部工作比外部工作要难做得多。”
在一个核心团队大多是专家，不乐于也不擅长谈市场、谈销售的企业里，技术产业化、市场化要如何推进？
在一个组建仅10年的企业集团里，其下属科研院所却大多有着几十年光辉历史。想在更高的层面，通盘考虑资源配置的问题，要如何跨越“先有儿子，后有老子”的历史遗疴？
军工企业内部的科研院所的整合梳理，涉及到多种利益的重新调整，一直是敏感话题，备受外界关注。一系列的信号显示，军工领域的更深层次变革已经渐次朝着军民融合的大方向演进，中国电科也不例外。
融合的命题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曾对若干项军用技术的经济开发效益进行跟踪调查，结果显示，技术转让费与技术应用后利润之比为1: 9。
当然，这只是一个美好的理论数字。并非所有军工技术都能顺利地应用到民品市场，如何把集中了高端人才、高端科技的军工成果向民品产业转化，不是一门简单的功课。
在4月举行的重庆高交会上，熊群力特别谈到了从军民结合到军民融合的转变：“‘结合’强调的是在开发形成一种产品和技术的时候,这些技术和产品兼顾；而‘融合’不仅是要兼顾这两个技术两种产品,而且在发展核心要素上要实现融合。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这是一种重大的战略转型，已经不是两大体系之间的结合问题，而是两大体系要成为一大体系，就是整个国家工业体系。”
在中国电科的新规划中，“以军为核心，以民为主体”成为基本原则。然而，军民融合要真正实施起来，并没有那么简单。军工企业的生产模式一般是“多研制、小生产，多品种、少批量”，这从本质上与民品生产所要求的大规模、产业化背道而驰。
虽然中国电科的科研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位置，每年的技术投入比率达15%-18%——即使与世界一流企业相比，也毫不逊色。然而，从科研成果到市场化的产品，中间有一个很长的过程。熊群力坦承，“与世界一流企业相比，我们做的还不够”。
采访中，熊群力向《英才》记者列举了一个在研究所普遍存在的现象：科技人员认为自己的研究成果很好，可是当要投入生产时，却连个调试说明书都写不清楚，所以，售后服务只能这个科技人员亲自去，因为别人都弄不懂。在熊群力看来，只有把科研成果规范化，才能成为商品，才能在市场上得到价值回馈。
对此，华彩咨询董事白万纲也认为，“点状做了很多技术突破，但没有系统化”是军工企业的通病。
白万纲曾有专著论述军工企业的战略与管控，在接受《英才》记者采访时，他总结了军工企业在军转民过程中遇到的普遍难题：
“军工产业一贯的模式是‘先干了再算’，产品性能第一，其他都可以暂不考虑；但民品一开始就要考虑性价比，‘先算了再干’。从‘先干再算’到‘先算再干’，这个转变不是简单的成本管理方法的改变，而是整个思维模式、采购路线、质量控制手法、销售渠道等全方位的范式转换。”
对于多年来一心钻研军工技术的科研人员来说，这种转换跨度其实很大。
中国电科首席科学家杨小牛对《英才》记者直言：“我们很多研究院所，依然很不擅长或不适应去搞民品。”杨小牛是中国电科在某技术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在中国电科36所工作了30年。
36所旗下有一家专做民品的全资子公司嘉科电子，还有一个专门的民品研发中心，独立开发出了汽车转向助力器等产品。研究成果很有价值，却迟迟未能形成产业化生产。
“我们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来的，又是做军工起家，缺乏经营人才，在市场开拓能力、形成产业化的机制方面也很欠缺。”杨小牛总结36所的民品形不成产业化的关键原因。
有中国电科内部人士反思，出现这种现象，院所内部氛围是原因之一，“在科研院所，潜意识里搞民品的好像进入不了主流圈。”
但现在，军民融合的大方向已经成为整个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如果还要按照过去传统做军工的思路和意识，必定会在军工企业产业化的过程中掉队出局。
实际上，中国电科也早就在科研成果产业化、市场化方面有诸多不错的突破。比如由中国电科52所控股的海康威视（002415.SZ），是国内上市市值最大的安防企业，被业界称为安防龙头。根据IMS咨询公司2012年的调研报告，海康威视在全球视频监控行业排名第一。
52所所长、海康威视董事长陈宗年认为：“并不是说你把事情做好了，目标就能自然达成。这是不可能的，你必须强行向目标靠拢，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形势在不断变化，要不断调整自己的方向才能成功，比如IBM百年来的嬗变。”
也正是由于市场竞争的激烈，搞民品必须用最好的资源。“当年52所做民品，用的都是所里最优秀的人才、最先进的技术，绝不是把闲人、没用的技术拿去搞民品。因为我们搞民品是真心实意的，是为了自身发展，而不是为了完成任务。”
海康威视上市前，有113名正式事业编制的员工，研究所让他们自由选择是留在所里还是去公司，如果去公司，就没有事业编制了。结果，113人全部选择了去公司。
“真心实意搞民品”，带来的是丰厚的回报。2011年，仅海康威视一家上市公司，就为整个中国电科贡献了约两成的利润。
除了不断调整目标、使用最好的资源，军工企业做民品，还需要做很多系列的开发和配套工作，需要培育产业链、培育市场，甚至还要做消费者教育的功课。
此外，也并非所有先进的军工技术用到民品市场上都能挣钱。做民品需要把握趋势、看准方向，找到军工技术不可替代的、杀手级应用，做出主流产品。当年雷神公司在雷达实验中研发出的微波炉就是个经典的例子。
52所就是抓住视频监控从模拟向数字化转变的契机，又正赶上“9 . 11”事件带来的巨大市场空间，结合了自己的技术优势，组建海康威视的。
陈宗年不认为那是“一去不复返的机会”：“这两年国家提出的七大战略新兴产业，其中充满了机会。我们集团的各个院所在这些产业领域里，还是有不少优势的。”
整合“尖端”资源
在中国电科，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以所为本”的，基本是各所都有各自的方向。但由于缺乏互动与合作，反而在某些领域出现过多的同质性竞争的局面。
熊群力认为，这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充分发挥资源的效能，尽管中国电科旗下的很多院所都是领域里的“顶尖高手”，但怎么让这些高手形成合力，才是提升中国电科的关键一步。
随着各科研院所企业化、市场化特征的愈发明显，营收规模的放大，由集团层面统筹管理，更加合理的配置资源、提升效率就显得尤为必要。而经历了此前的发展铺垫，推行“集团主导”的战略也就有了足够的基础，“基层单位应该围绕着集团的发展做事，所有的事情一定要符合集团制定的战略，而集团战略围绕着国家产业规划。”——这实际上就是对中国电科旗下“宝贵资源”的整合。
当然，熊群力所谓的集团主导并不等于总部主导，或者说集权的概念。如果在某个业务领域里，某个所或者某个公司的力量最强，那么这项业务就由它来代表集团主导，相应的人员调配、资源配置的权力都归它。
不过，投资决策权是要集中到集团层面。一年前，熊群力刚回到中国电科时，集团主管正在起草一个文件，是关于投资管理办法的，其中一条内容是准备将二级单位原来的投资授权额度扩大。熊群力将这个文件叫停了，“这不是放权或收权的问题，如果符合集团战略，你投一个亿都可以，如果不符合，一分钱也不能投。
此外，首席科学家制度，也是中国电科内部整合的一个契机。2011年11月，中国电科颁布了《首席科学家和首席专家管理办法》，评选出第一批首席科学家4名，首席专家16名。
首席科学家是针对某一个专业领域的，突破了以往以单位划分的组织架构，而是从专业上来分。比如，首席科学家马林、杨小牛是不同技术领域的学术带头人，虽然他们的工作岗位还分别在原单位，但是会更多地参与到集团公司牵头和主导的大型项目中。
熊群力的设想是：“中国电科现在有56个成员单位，未来会进一步整合成若干个子集团，但整合不是以这56个单位为基础，而是要按专业划分，在这个过程中，体制机制都要做出重大改革。”
首席科学家制度本身，就是用人机制的改革。这种由专家、高级专家、首席专家、首席科学家和两院院士为梯度的人才体系，为科技人才构建了一个很好的职业发展通道。
而首席科学家评选的原则之一是“长师分设”——要成为首席科学家、首席专家等，就不能兼任行政职务。独立于行政之外的设置，让科技人才们能够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专业上。
理论上，中国电科下属的各院所，研发力量各有所长，通过集团统筹，不同的研究院所按照各自优势侧重不同的技术方向，将会避免项目重复和研发资源的浪费；而各院所之间在共性项目和互补项目上的合作，则会带来更大的优势。
在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上，通过院所间纵向、横向的整合，实现资源、技术、管理等多要素的强强组合，又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市场竞争力和产业价值。
不过，院所整合也有诸多现实的难题。多年前，中国电科也曾有建立专业研究院所的想法，但院所分散在全国各地，要把他们整合起来，首先涉及到人员调动的问题，就难以解决。
熊群力将科研院所分为三类。一类是与市场紧密结合；一类与市场保持一定距离；还有一类则是做基础前沿研究，比如集团旗下的15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第一类要做的是目前市场上需要的产品；第二类考虑10年、15年之后的产品；而第三类则是为行业发展奠定基础。
业内专家表示，科研院所之间保持这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梯度分布，是一种合理的战略选择：“对于高科技企业来说，看的不是它今天在做什么，而是要看它为明天、为后天准备了什么，不然它两年以后就死掉了。要保持可持续发展，一定要有合理的业务布局。”
改造的可见目标，是将集团旗下的五大民品板块分别实现整体上市。
占据产业制高点
内部资源的整合是为了让中国电科能够在面临重要的战略机遇时，有拿得出手的“独门绝技”。而如何找准自己的优势，则是把握机遇的关键。
“中国电科是国内唯一覆盖电子信息技术几乎全部领域的大型军工企业。”除了满足军工科研生产需求外，在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确定的16个重大专项中，中国电科涉足了其中7项。
在熊群力看来，军工企业既要能为国家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建设提供技术和产品，又要能从国家工业体系中获得技术支持和产品发展空间。对中国电科这样的央企和军工企业来说，必须在国家最关注的产业领域、做最适合自己做的事情，而不是“市场上什么赚钱做什么”。
七大战略新兴产业是国家工业体系发展的重要方向，同时，对中国电科这样的军工企业来说，也是难得的发展机遇。
在光伏太阳能领域，目前国内所有的生产设备中，有一半是中国电科提供的，包括无锡尚德这样的龙头企业，都是中国电科的客户。5年前的空白领域，如今为中国电科创造了近55亿元年产值。
业内分析师称，中国电科虽然是后来者，但由于有电子专用设备研发能力的它很快成为太阳能领域的设备提供商。尽管技术成熟度距离国际一流水平仍有差距，但性价比很高。
中国电科拥有光伏太阳能产业链最上游的技术：单晶、多晶硅的制造设备。这一块业务，在国内几乎没有竞争者。
前几年，中国电科曾经在光伏太阳能产业链的下游花费过不少精力，比如做电池、建电站。熊群力上任后，提出将资源集中到上游，“下游产品不是不可以做，但是在这个产业里，核心的部分是上游的装备，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太阳能电子的工艺、效率、水平的提升，这个领域的附加值很高。”
2011年，中国电科的光伏太阳能综合产能达到1500兆瓦，成为国内最大的太阳电池装备制造商。
熊群力并不倾向做大规模制造业：“对于高科技军工企业，我们应该多关注产业链的前端、上游，或者在一个新的产业形成过程里，我们应该用超前的技术去介入和推动。”
这与业内人士总结的军转民关键原则不谋而合：要用核心技术而非边缘技术、做产业链上的关键环节、进入主流市场。
而汽车电子是中国电科的下一个民品产业培育重点，集团旗下有二三十个单位在搞。
业内分析师也看好这个市场：“中国电科的技术比较全，从各种传感器到整车控制系统，以及整车控制系统里的平台系统和应用软件都有。现在已经到了进行整个汽车电子整合阶段，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其实，汽车电子认证很复杂，属于高门槛行业。中国电科内部人称，尽管中国电科进入的比较晚，但现已经搭建了几个大的企业平台，做深度整合，希冀使其成为集团未来的利润新增长点。
此外，自称“还不太会做产业”的中国电科，还在图谋如何在电子元器件方面发力。
2011年，中国电科的民品业务收入接近400亿元，超过集团总收入的50%。在熊群力的计划中，“十二五”期间，这个比例要提升到2/3。
核心部分沉下去
熊群力上任后，第一次出国，去的是比利时的IMEC（欧洲微电子中心）。IMEC的前身是鲁汶大学微电子系，目前是欧洲最大、代表国际最高水平的独立微电子研究中心。
IMEC是一个非盈利性的、开放型专家平台，但它却是以商业公司的运作方式管理。目前，IMEC与全球500多家公司和研究中心有合作，包括Intel、IBM、索尼、西门子、三星、诺基亚、飞利浦、阿尔卡特、道尔化学等知名跨国公司。
IMEC从当地政府获得部分资助，其它资金则来源于与外部公司的技术合作、技术转移和技术培训合同。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平衡、独特的体系结构、以及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规则，构成了IMEC与工业界伙伴合作的良好基础。
IMEC的“工业联盟项目”合作方式被公认为是在研发合作模式中最成功的一种，这种合作方式的基础是费用和风险共担、人才和成果共享，并且建立在健全的知识产权规则之上。在当前技术竞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激烈的情况下，这种合作方式将是大势所趋。紧密的合作研究不仅可以降低研究经费和研究风险，还能帮助企业为将来的发展做好新技术与新产品的准备工作。
此外，还有一种双边合作方式：IMEC与工业界就双方均感兴趣的领域进行合作研发，然后将相对成熟的研发成果转到工业公司，再由后者针对相应的市场进行产品优化和大规模生产。
对于与市场保持一定距离，以及做基础前沿研究的科研院所，熊群力希望可以借鉴IMEC的模式；而对于与市场紧密结合的科研院所，则要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
“有些院所本身很强，说是研究所，其实已经是企业了，有研发、有制造、有生产、有服务，还有市场营销。这类院所，我们会把原来研究所的核心部分浓缩再浓缩，沉下去，推动整个院所向企业转型。”
独家高端领袖对话
科技创新不能太功利
高利润与科技创新
《英才》：中国电科规模虽然不算大，但跟其他央企相比，利润率是比较高的，是因为来自军工的订单比较多吗？
熊群力：电科的高利润率主要在于它的科技含量，我们民品的利润率也在10%左右。目前民品业务初步形成安全电子、能源电子、软件与信息服务、先进制造和新型元器件等五大民品主导产业板块，多数板块的技术附加值是比较高的。
《英才》：你在中国电科和中国电子都担任过领导，怎么看这两家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
熊群力：这两家企业都是在原电子工业部的基础组建的，电子是以企业公司为主，电科以研究院所为主，现在看来，电科的利润率是比电子要高。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一个问题：为什么国家要强调科技创新？因为只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与技术附加值，才能获得高利润附加值。
我回到电科的时候，中央领导跟我谈话，说中国电科是国家在电子信息领域研发力量最集中的地方，你回去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让电科为创新型国家做出更大贡献。我想，这个“做贡献”，不仅仅是说我们搞自己的技术、把它变成产品就好了，更重要的是这些技术能够对产业、对社会产生辐射。
《英才》：中国电科每年的研发投入大约有多少？
熊群力：整个集团的研发投入大约为15%-18%，其中包括企业自筹和承担国家计划项目的科研经费。
市场化与军民融合
《英才》：对科研院所的投资重点会在哪儿？
熊群力：我们会专门拨出一部分资金和人力、物力，放在基础前沿的研究上。现在研究机构也特别注重市场、注重效益、注重利润，但我觉得这些年我们的科研离生产太近了。很多人对我的说法感到吃惊，难道离得近不是好事吗？
是的，离得太近，科研的功利化倾向太强，会变成为生产、为利润而进行科研，虽然按照传统说法，这是“产学研”紧密结合；但问题在于，这样一来，对于前沿、基础的科研，在人力、物力上的投入就会大幅减少，长远来看是不可取的。
现在讲科技体制创新，我觉得其中一层含义是，把一部分科技力量和资源从现有的产业体系中适当地剥离出来，用于基础和前沿研究，不能太功利、不能完全由市场机制决定。
《英才》：这类科研院所，与传统的院所有什么区别呢？
熊群力：会有一种可持续的体制、利益转换的机制，不让它们回到以前“关起门来搞科研”的老路上去。要适当地关起门来，就是要静下心来搞；但又不能完全关起门来，就是不能脱离这个市场、社会发展的大背景，我们毕竟是企业的科研院所，本质上是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来奠定技术基础的。
《英才》：如何“不完全关起门”？
熊群力：院所的研究方向要符合国家和集团的重大发展规划，研究的东西，至少是能够看得出一定雏形的，不能太偏，不能是完全没有影的事情；在基础研究上，人员会更加开放，不一定非要是“我们的人”、像以前科研院所的“终生制”，可以探索一种松散的合作机制，人员不一定要到我这来，不一定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但业务方向是我们把握，再有就是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不仅仅限于我们的所属企业，也要向社会、向别的企业输送。
并购与规模化
《英才》：电科过去的并购很少，今后会做吗？
熊群力：关于资金运作和资本经营，我们今后也会做。
《英才》：过去没有做并购，是因为没有合适的目标吗？
熊群力：原因有很多。今后我们也不会为并购而并购，一定是围绕着主业来做的，缺什么补什么。我们不会做任何跟自己主业无关的东西。另外，那些一般企业能做的事情，就让别人去做。比如光伏太阳能，我们就主要做上游设备。
《英才》：就像你之前说的，不做大规模制造业？
熊群力：不能说得这么绝对，制造业我们也可能会做一些，比如跟别人合作，形成上下游关系，然后我们在下游产业参股。因为如果没有下游产业，上游也很难成型。像一些重大专项，研发搞了一个又一个，永远在研发状态，没有进行大规模生产，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对于电子产品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需要工艺固化，否则就不能完全称之为产品。
《英才》：在光伏太阳能这块，去年美国的双反政策对电科的影响大吗？
熊群力：有一点影响。这个行业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下滑，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起来。我们受的影响在行业里面是相对比较小的，而且我们今年2月已经开始略有回升，但整个行业其实并没有回升，复苏还有一个过程。只是因为我们掌握最上游，我感觉应该可以比较快地恢复。
《英才》：你对新能源的发展趋势怎么看？
熊群力：从长远来看新能源前景非常好，但短期内，它面临的问题还远远没有结束。欧洲今年下半年的经济走势还看不准，而光伏太阳能产品又是主要应用在欧洲和美国的，因为他们的补贴高，中国的新能源补贴是去年年底才出的，我们现在还是一个化石能源占主体的国家。
首席科学家与激励政策
《英才》：电科有很多高端科技人才，对他们是否有股权激励？
熊群力：我并不太赞成把所有的激励都集中到股权制度上，股权激励只是一方面，还有很多别的激励方式可以使用。
比如，很多年前，我在研究所的时候有一个制度，一个科研成果出来以后，如果能够进入生产，研究人员能够得到生产利润的分成。也就是说，你的研究成果跟最后的市场效益是挂钩的。这只是其中一个方法。其实，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不能只看钱，尤其在我们这样的单位，对于很多骨干人员，很多人更看重的是事业平台。
《英才》：推出首席科学家制度，是出于这个考虑吗？
熊群力：对。首席科学家不只是一个名誉，责、权、利都要到位。在你那个研究领域里，整个集团的发展规划、方向选择，经费、人员，都给你一定的空间。这对科学家来说，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英才》：国外很多企业里有首席科学家，但中国企业还是很少的。电科评选首席科学家，是参照国外的标准吗？
熊群力：我们自己制定的标准。但评委不只是我们自己人，还请了不少国内同行，各个领域的都有，科学院的、大学的、其他研究院所的。我们自己的评委只占到1/5。
《英才》：是什么触动你，让你想到要推出首席科学家制度的呢？
熊群力：我对这个企业很了解，如果去掉中间6年，我有25年在这里工作。在我眼里，中国电科最大的优势就是科研人员，怎么留住他们、怎么激励他们，给他们提供更好的发展通道，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事情。
出口技术与引进技术
《英才》：电科在海外扩张主要通过哪些途径？
熊群力：主要是参与其他国家的重大系统工程建设，很多新兴国家我们都进去了。就像当年我们曾经希望发达国家把技术转移给我们一样，现在我们到非洲、中东，人家也不是完全要产品，而是希望我们能把技术转移给他们。另外，在西方发达国家，我们也有一些产品，甚至联合国总部的一些信息系统里都有我们的产品。
以前，我们的技术都是自己消化成产品，现在，可以把技术作为一种可以销售、可以盈利的业务形态，这跟原来讲简单的国际贸易完全不一样。
《英才》：作为军工企业，走出去的时候，会不会涉及到一些敏感问题？
熊群力：我们走出去是以市场化公司的形式。其实，西方很多大的跨国公司都有军工业务。只要我们提供的产品符合标准、做的工程通过认证，大多数市场都会接受的。
《英才》：最近电科跟法国泰雷兹公司有一项合作，为国产大飞机提供机载娱乐系统。在与跨国公司合作时，你最看重的是什么？
熊群力：技术和经验。泰雷兹在航空电子方面有很多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比如，在拿适航证方面，人家轻车熟路，拿起来很轻松，而咱们连基本的过程都没有走过，要自己去拿，可能三五年也拿不下来。
现在我国的科技创新，有相当一部分还要通过引进消化的模式。在电子信息技术方面，我们跟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是很大的，即使看起来时间上只差距三五年，但你要把这三五年缩短是非常难的。
《英才》：很多央企会去海外买一些小型技术公司。
熊群力：我们也准备成立一个投资公司。
《英才》：那对于金融资产部分呢？不少央企都开始介入金融资产。
熊群力：我在金融界有很多朋友。我知道他们赚钱看起来很容易，但他们赚钱的风险也很大。这是另一个不同的业务和市场领域。国资委一直强调央企要专注主业，并强化对风险的控制。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轻易涉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