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步入一个艰难的转型期，既要降低经济增速，又要改变增长模式。此外，这可能既是一种经济转型，又是一种政治转型，这两种转型还将以复杂的方式互相作用。”这是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事务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参加完“2012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得出的结论。
就在此言论发表的前几天，温家宝总理在会见出席“2012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境外代表时表示：“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和政策不能改变，也不会改变。中国的各项改革事业会继续前进，绝不会中断。中国与世界的友好交往，特别是经贸合作会继续加强，而不会削弱。”
一面是外国媒体人刻薄挑剔的眼光，一面是中国领导人坚定不移改革开放、稳定发展的信心。在全球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有人说，中国早已透支完改革开放的红利；也有人说中国将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中国经济还需要改革，但改革的方向在哪里？
为此《英才》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从事金融研究几十年，并曾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他对中国经济的改革方向会有何独到见解？
解决收入分配不公
《英才》：收入分配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你觉得中国收入分配上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李扬：关于收入分配问题，我觉得有两个概念：收入的差距和分配的不公。很多人会把这两个概念放到一起讲。但我认为，分配不公是问题的关键，收入差距是其次。从世界各国来看，中国收入差距并不是最大的。而且因个人能力大小而产生的收入差距问题，其实大部分人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是人为造成的分配不公，就很难让百姓接受。
我认为，如果仅仅是收入差距大，并不会产生巨大的社会问题。但如果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大，两种社会现象同时存在，就非常危险了。中国恰恰是这两种现象都存在，所以说中国在收入分配方面已经处在一个危险的边缘。
《英才》：收入分配不公是怎么产生的？问题的根源又在哪里？
李扬：首先要考虑初次分配中劳动和资本的比例关系。目前，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导致整个分配中居民收入占比下降，那么资本比重一定是上升；其次是二次分配阶段，同样因为没有健全的制度调节，再一次导致分配不公。虽然跟别的国家一样，中国再分配是通过财政收入再支出。但是我们的研究显示，因为没有健全的制度，再分配进一步恶化了初次分配不公的结果。
《英才》：你觉得这些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李扬：有人提出通过提高劳动者收入解决问题，但我认为这样做只能治标不治本。收入的提高是无法抑制通货膨胀的。这就又要涉及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正如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所说，分配问题本质是产权问题。
老百姓最不满意的，并不是一般的笼统概念的不公平，而是很有针对性的，总结起来无非是与土地有关、与矿产有关、与金融资源有关。如果不从这些根源问题下手，不在产权归属上有大的举措，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就很难解决，这对社会的安定发展更是不利。
《英才》：最能代表产权的应该就是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你对此有什么建议吗？
李扬：我国的土地公有制是有非常深远的考虑。土地私有就会成为一种资本，资本就可能奴役劳动，所以土地公有是没有问题的。但这种公有制有时候会被少数利益集团占有，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征地拆迁问题。显然在征地拆迁的实践中，土地公有的定义并没有一个非常完美的解释。追根溯源问题的本质还是产权不清晰。
我国土地公有的概念有两层意思，一是城市土地全部公有，二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是个空的概念，所以这一转型过程中，自然会产生很多问题。同时土地又可以转换成其它资源，比如矿产资源。貌似拥有土地的农民并得不到土地的红利，一些权贵却可以轻松分享到土地的收入，这同时也是老百姓真正深恶痛绝的。
值得庆幸的是，现在国家领导人一再强调，土地是农民收入的保障，也是社会保障的基础。如果把这些成功的经验全国可以推广，好多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
允许民间金融信用
《英才》：谈及中国经济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两种观点：一种是说流动性过剩，另一种是说储蓄过剩。你对此怎么看？
李扬：我认为流动性过剩是现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所谓的储蓄过剩，但同时又存在资金短缺是因为本来非常充裕的资金供应被掌握在少数人、少数机构手里。这就要涉及金融制度的调整，国家也正在针对金融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改革。
《英才》：对金融制度的调整，你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李扬：中央文件说要百姓分享经济增长的收入，增加财产性收入。老百姓有什么财产，一是股票，二是住房。近几个月来，证监会就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投资者保护局。很明显这些举措都是为了更好的保护投资者权益。
《英才》：最近，民间非法集资案件层出不穷，在“两会”期间，“开放民间金融”又成为热议话题，对于民间金融的“阳光化”，你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李扬：建国以后，我国金融最大的举措就是把所有信用都集中在政府手里，不允许有非政府的行为。企业之间、居民之间、企业与居民之间是不能够发生信用关系的，如果发生就是违法的，所以各级政府金融管理部门都有打击犯罪的一个办公室。但中国已经过了特殊的历史时间，在今天非金融机构之间还不能发生信用关系吗？
如果在一个领域总是出现同样的问题，就说明这个领域的制度安排有问题。既然民间非法融资案件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就不能单纯归咎于某些人有问题了。
我以前提出这样的观点：一定要划一条界限，不要动了钱就变成金融，一变成金融就要归金融监管部门管，监管之外的就是违法，就要打击。有些事情，如果不给它正道，它就会搞歪。我现在仍然这样认为，一个问题反复出现，就必须出台新的管理制度。
我非常不赞同非金融机构之间一定不能发生信用关系。在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产生金融信用关系是很正常的，问题的关键是发生了信用关系应该用什么法律进行制约。当然，现在国家已经开始积极解决问题，而且在最近一两年，在处理民间资本的事情上，我看到已经有成熟和冷静的处理方式。
《英才》：你觉得未来中国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哪里？
李扬：改革的动力一定是来自社会关系的变化。当老百姓的不满越来越多时，政府就会开始“瘦身”。我想未来政府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公共事务上，“小政府”早晚会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