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之后，“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了学者们讨论中国经济时几乎必谈的话题。“十二五”规划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为中国政府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决心。
与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一样，中国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成为了经济学者们热议的焦点。规模庞大的外汇储备既是一种资源，有时又成为了一种负担——美元贬值一点，外汇储备便可能损失一片。
中国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何战略地运用好外汇储备？《英才》记者特别专访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作为中央智囊团的关键人物之一，曾参与国家“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规(计)划的起草工作，郑新立对中国经济的状况如数家珍。
中央的战略规划最终需要企业去践行。如何解决以上两个问题？郑新立认为，一个要靠企业走出去，一个要靠企业自主创新。
刺激自主创新
《英才》：中国当前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4000美元，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郑新立：过去有一个说法叫“拉美陷阱”，其实就是“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世界银行提出来的，即人均GDP在3000—10000美元这样一个区间正是产业升级的阶段，如果实现了产业升级，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的任务，它就可能进入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世界银行定的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之间的界限是人均GDP达到11000美元。历史上，能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国家并不多，也就是日本、亚洲四小龙，多数国家没有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长期在几千美元之间徘徊。
对中国来讲，我们要总结这个经验教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通过自主创新带动产业升级，在产业结构上要从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上升到以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对外贸易要从加工贸易为主上升到一般贸易为主。我们面临要实现这个转变的考验，需要加大自主创新投入，通过自主创新带动产业发展。
《英才》：自主创新又该如何破题？
郑新立：国家提出以自主创新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之后，我们这几年创新的投入很大，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比如2009年，中国申请的国际专利是8000项，美国申请的专利是5万项，美国是我们的6倍；2010年，美国申请的国际专利略有下降，中国则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几。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我们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赶上和超过美国看来是指日可待了。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民营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我们60%-70%的国际专利是民营企业申请的），而国有企业的自主创新激励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国有企业申请的国际专利数量低于民营企业，这和国有企业拥有的人才优势、资金优势、技术优势是不相称的。
《英才》：原因在哪里呢？
郑新立：目前国有企业的考核机制仍然主要考核国有企业当年实现的利润和资产的保值增值，而资产的保值增值也只考核有形资产，不考核无形资产。这样一种考核标准助长了企业经营决策的短期行为。
比如我这个厂长在我任期内要增加研发投入，增加的是成本、是风险，而且我这个技术成果产生效益可能是四五年、七八年之后，等于给下一任创造政绩了，这样他就舍不得在研发上增加投入。正是这种考核制度制约了我们央企和整个国企研发投入的积极性。我们的国有企业现在可以说处于各个行业技术的前沿，集中了我们中国最优秀的人才，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国有企业应当成为技术创新的主力军。
《英才》：目前欠的就是一个机制。
郑新立：对。如果机制改过来，国有企业能够像民营企业那样去搞创新，那么自主创新作为我们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就能够落到实处了。
《英才》：你之前也提到了自主创新对于收入分配的作用，具体机理是怎样的？
郑新立：我们现在发展方式转变，第一个转变就是要扩大消费、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实际上自主创新决定了这个转变，因为谁掌握了技术，谁就掌握了利润分配的分配权。比如iPad这样一个新产品，卖4000块钱人民币，但它的利润60%-70%让掌握这个产品的知识产权的母公司拿走了，20%-30%让组装的企业拿跑了，中国辛辛苦苦干了半天，只拿了10%不到的利润。所以尽管中国产品搞了很多，出口也搞了很多，拿到的利润却很少，利润少收入就搞不上去，收入搞不上去，消费就没有钱。
收入要上去、工资要上去，关键得要有自己的技术和品牌，只有这样，无论在国内市场还是在国外市场销售，挣的钱才能够放入中国人的口袋里，工资才能上得去。
《英才》：你对收入分配方面的“劫富济贫”一说怎么看？
郑新立：收入分配调节不要从富人那割一块肉给穷人，而是要通过增量调节，即在每年新增的这块国民收入分配中，向中低收入人群倾斜。通过税收调节，在初次分配里改变劳动所得偏少，资本所得偏多的局面；在再分配里面，要改变政府和企业所得偏多、居民所得偏少的现状，通过增量的调节来实现收入分配结构的调节，存量就不要动它了，你要动它，会引起社会矛盾，因为收入分配调节也是一把双刃剑。更主要的还是通过政府扩大就业、自主创新、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增加教育医疗投入等等政策。
调动银行用汇
《英才》：你提出当前中国应当扩大海外投资的依据是什么？
郑新立：通过扩大海外投资可以起到“一箭四雕”之效果：第一，通过扩大海外投资，获得更多的海外能源、资源的勘探权、开发权，能够建立稳定的海外能源、资源的供应渠道，解决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所面临的能源、资源的瓶颈约束。
第二，通过到海外去发展加工贸易，可以带动我国零部件的出口和劳务的输出，这样可以创造出口需求，打破一些国家对我们实行的一些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第三，有利于外汇储备的安全，因为扩大海外投资可以把我们的外汇货币储备和债权储备转变成资源储备和物质储备，这样即使美元贬值，我们也不用担心外汇储备会蒸发、会缩水的问题。
第四，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因为海外投资不光是外汇的投资，有些国家可以用人民币直接投资，这样可以扩大人民币在海外的使用规模，利于人民币国际化。
《英才》：目前中国海外投资是否已经形成了某种有效的机制？
郑新立：当前还没有形成这样一个机制。现在只有中央银行在使用国家的外汇储备，但中央银行却没有贷款能力，只能购买外国债券。还有一个办法，是通过财政发行人民币债券，从央行换外汇交给国家投资公司再到海外去投资，但国家投资公司人数很少，又缺乏投资经验，以它的海外投资力量要想把我们上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使用出去是不可能的，力量太薄弱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要把商业银行动员起来，通过外汇贷款支持走出去的企业，从而把外汇用出去。每一个商业银行都有几十万人，有其贷款网络体系。他们最了解客户的信用、信息，所以由他们来贷款是最好的。
现在的制度只允许商业银行拿人民币去换中央银行的外汇。在大家都看涨人民币、看跌外汇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拿人民币从央行换外汇，等于把汇率的风险都承当了过来。所以现在商业银行一般不干，只有一个银行在干，那就是国家开发银行。
国家开发银行以大局为重，觉得它有利润（去年利润达300多亿元），这个利润交给财政也是交，交给央行也是交，都是国家的钱，因此它宁可少实现利润，去承当这个风险，从央行购买外汇支持企业走出去。
去年国开行的外汇贷款已经达到了1600亿元。中国在海外拿到的大型资源的贷款、重点项目都是国开行给的贷款。
《英才》：如何才能将商业银行开展外汇贷款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郑新立：我们提出来的办法是，中央银行用一部分外汇储备转存于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则以相当于美国国债的利率甚至略高于美国国债的利率向中央银行还本付息。这个过程中，商业银行从央行借外汇，贷给走出去、需要用汇的企业，然后用收回的外汇还给央行。这等于把外汇汇率的风险由整个国家来承当了，同时也把商业银行的积极性给调动了起来。
这里最需要外汇支持的是民生银行。民生银行是一个民营企业，其80%的贷款客户都是民营企业，掌握着民营企业的信用情况。在走出去的时候特别需要民营企业走出去，因为央企、国有企业走出去，外国都有戒心。
民营企业机动灵活，往往国有企业干不成的事，民营企业能够走出去把事办成，而民营企业要到海外去拿资源的勘探权、开发权需要资金的支持，民生银行正好可以发挥这样一个作用。
当然民营企业拿到一个勘探权、开发权以后，其经济实力、技术实力可能不够，此时，他们可以把这个勘探权、开发权转移给大企业，或者与大企业联合开发。政府的援助贷款再跟上去，帮助它修铁路、公路、港口，把拿到的资源能够运出来，或就地加工后再运出来。这样，大企业、小企业和政府援助贷款形成一个整体优势，互相配合，就可以把我们现在超量的外汇储备变成资源储备，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
《英才》：如果一家中国企业向你咨询如何走出去，你会给什么建议？
郑新立：中国企业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对国外市场了解不够，现在走出去确实面临很大的风险，往往搞不好就掉到陷阱里了。
走出去规避风险最好的方法就是请那些有经验、有资质的咨询公司帮忙，花一点咨询费，可能减少失误，避免大的损失。还有一个，在并购的时候可以依靠我们当地的华侨华人，让他们提供一些信息，当然有一些华侨在利益上与外国公司绑在一起了，但我们多听听这些了解情况的人的意见还是有好处的。第三个，有可能的话，找到一个合作伙伴，如发达国家的一些老牌的跨国公司，他们有比较丰富的海外投资经验，与他们联合起来去并购，利用他们的经验可以减少失误。
企业走出去是一门很大的学问，我们要学习，要规避风险，要慎之又慎，如履薄冰。但慎之又慎就不敢走出去，老是守住家门口，就不能成为跨国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