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任中国驻美国大使已有一年，周文重现在的身份是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但人们仍然习惯称呼他“大使”。
他是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的亲历者。早在1978年末，中美尚未正式建交之际，周文重就作为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的助手赴美工作。
他是“一国两制”提法的第一个翻译者。1984年，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邓小平与之会见时第一次用了“一国两制”的说法，现场翻译的正是周文重。
1973年，当时仅28岁的周文重被派往英国留学，先后在巴斯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就读，同期留学的同学中包括现任外交部长杨洁篪，博鳌亚洲论坛前任秘书长龙永图等人。
在近40年的外交生涯中，他有一半左右的工作地点是美国。2005—2010年出任驻美大使的五年间，周文重经历了胡锦涛主席访美、奥运圣火传递，以及金融危机等重大事件。2010年，65岁的周文重卸任之时，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曾对他评价，“周在建设中美关系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是周文重非常欣赏的一位外交家，他们俩也是熟识的朋友，“基辛格维护美国利益，但他有战略眼光，知道什么时候该调整，这个很重要，而有些人却不知道何时该转弯。”
博鳌亚洲论坛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成立的，今年是十周年，其宗旨是要促进亚洲地区一体化和地区合作。今年4月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主题议题是包容性发展。在周文重看来，所谓包容性，就是指发展除了要讲效率、速度，还要讲公平正义，要兼顾人与环境的和谐、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和谐、国与国之间的和谐。“发展的利益大家都能共享，才能可持续发展”。
未来发展，博鳌亚洲论坛提出要“立足亚洲，面向世界”。从随员到大使，周文重前后在美国工作了17年，积累了深厚的人脉关系。现在周文重将要把对美工作的经验运用到论坛上来，去年论坛理事会改选，法国前总理拉法兰，美国前财长鲍尔森等欧美的代表都加入进来。
周文重对《英才》记者说，立足亚洲是根本，但同时需要进一步从世界角度来看待亚洲的发展。只有把立足亚洲和面向世界兼顾好，才能把地区一体化和地区合作落到实处。
亲历金融危机
中美在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性，往往会在沟通时产生障碍。美国的媒体在报道中国的消息时，通常不会大段引用中国政府的观点，而是从自身报道的角度出发，引用只言片语，常常造成误解，甚至是曲解。
怎样才能以美国人接受的方式传达中国的信息？周文重喜欢看人物传记，美国前政要的书他全部翻阅。讲故事，用事实说话，而不是简单地去重复一些原则、立场，正是他从中学到的沟通要领。
任驻美使馆公使和任驻美大使期间，周文重几乎遍访了美国，拜访了大多数参议员和众议员，他笑称为“下基层”，而这也正是他上任之初定下的两个目标。
两国间的关系最终都是人与人之间去沟通。“人都是讲感情的”，周文重说，信息社会常常难以辨别消息的真伪，但如果对方觉得你是可信的，从你那里获得的信息将有更重的分量。但这样的沟通绝不要指望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是一个水滴石穿的逐步积累的过程。
在驻美国使馆工作期间，周文重几乎天天都要面对棘手的问题，无论是中美双方存在的分歧，还是双方合作或者共同面临的难题，几乎没有哪个是可以轻松解决的。
2008年11月华盛顿金融峰会的顺利召开，这个看上去似乎比较常规的活动却是周文重在驻美工作期间印象极为深刻、感触最多的一个案例。
2008年秋季，美国次贷危机正在不断蔓延，英国首相布朗、法国总统萨科奇等领导人不约而同地向美国总统布什提出尽快召开G14的建议，即G8+5再加上墨西哥，以共同商讨紧急应对的措施。美方经过研究认为，希望召开G20峰会，希望中国能予支持。
一个周末，周文重接到美国政府高官的紧急通话，他立即向国内报告，同时组织力量深入研究了当时金融危机的形势和对我国的影响，以及美国提议尽快召开金融峰会的原因，就此迅速报回一份分析与建议报告。
数日后，周文重又多次应约会见美政府有关高官，进行沟通，很快双方达成了原则性共识。在此后不到一个月时间里，周文重不断地与美国白宫、财政部、国务院等各部门进行了频繁的会见磋商、电话沟通，从峰会的性质、议题、后续行动、中方关注的重点等实质性问题，到胡主席代表团参加峰会的有关外交活动安排和礼宾安排、香港特别行政区加入中国代表团参加金融峰会等技术性问题，逐项逐件地讨论、协商和协调，甚至是“讨价还价”。
就在金融峰会召开的前夕，11月5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获胜。为了金融峰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周文重分别约谈了奥巴马竞选委员会主席、前国会参院民主党领袖达施乐、奥巴马亚洲政策顾问贝德、当选副总统拜登的外交政策顾问詹努奇等人，在峰会召开期间，与当选总统团队保持了接触。
金融危机加上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权力更迭，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中，正是一系列看上去有些繁冗的持续沟通与接触，对各方关系的周到考虑，保证了中美双方在美国政府换届期间就应对金融危机等问题的合作保持了稳定性和连续性。
平衡的艺术
合作而非冲突，这是周文重经常会说到的一句话。作为大使，在处理两国关系时，如何既坚持本国的立场和利益，又达到互利共赢更能体现出一个人的外交智慧。
美国首位华裔驻中国大使骆家辉今年4月正式上任，他此之前的一些言论，如“随时准备对话失败的情况下将中国诉诸WTO”曾引起国内民众的一番争论。
在周文重看来，骆家辉是华裔，但他首先是一个美国公民，虽然从亲近感的角度来讲，祖籍国有助于他对于中国的理解，但他毕竟代表的是美国政府，维护的是美国的利益。“如果能在美中利益间找到一个好的平衡点，我看他就成功了”。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美双方之间的贸易摩擦势必也会增多，从人民币升值，反补贴调查等各种贸易战。周文重处理两国关系的主线是“合作”，因为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两国关系，必须处理好。
近些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频率和金额都不断攀升，但是并购的失败率（指已宣布的跨境交易被撤回、拒绝或听任其过期失效的比率）却为全球最高，2009年为12%，2010年为11%。而美国和英国公司2010年从事海外收购的失败率仅为2%和1%。
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周文重觉得，国内企业海外并购可能过于集中在资源性的项目，或是敏感的技术上，这样被拒绝的比率就会很高。
“我们要反思一下，什么样的方式比较好，我想还是互利互惠。”周文重建议，可以和当地的企业一起来做这个事情，而自己独家去购买，会让别人听着害怕。
赴美投资的忠告
《英才》：以你在美国工作多年的视角，对到美并购或开厂的中国企业家的忠告是什么？
周文重：第一条忠告就是：首先厘清相关领域的“条条框框”，理清哪些可以充分利用，即我们国人常讲的“用好用足政策”，在美国则是应该“用好用足规则”，同时理清哪些“条条框框”应极力规避。特别是对于有些规则要进行实际的成本核算，来决定是否投资或追求多大的规模效益。
第二，中国企业家到美投资要避免“扎堆”现象，即过度集中于少数几个领域，例如避免过度集中于能源资源领域。过度集中会引发你在当地诸多的经济与政治麻烦。因此，在决心对美投资前，最好先前后左右看一看，你这个领域已经进入和即将进入多少中国资本了，如果感觉有中国资本趋之若鹜的趋势，则应果断调整，寻找新的领域进行投资。
第三，对于到美国投资，尽量准备好多样化的投资与合作方式，要有适当的灵活性，当然首先追求自己最想要最有利的投资方式，但是如果由于法律因素、政治因素、市场竞争因素等各种因素的阻碍，使自己原想的投资方式难以实现，则应该拿出准备好的预案，追求次高目标的投资与合作方式。
《英才》：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未来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是不是会越来越多？
周文重：其实美国和日本，美国和加拿大等也都有很多的贸易摩擦，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但寻找一个双赢的结果是可能的。
《英才》：为什么你总会提到合作共赢？
周文重：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问题不合作解决不了。在全球化、国际化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要想主导一件事情是不可能的，美国做不到，别人更做不到，中国从没有想要主导。大家必须合作、对话，很多事情必须商量着办。外贸更是如此，经贸关系不是互利共赢就不能长久。
《英才》：未来中美在合作方面有哪些新的契合点？
周文重：有的领域合作比较敏感，所以难度就较大。比如我们希望在航天方面合作，但是阻力就比较大。而一些相对不是那么敏感，不太会被政治化，反对的人说不出什么东西，即使想反对也反对不了的，这些事情可以去做。
能源就是一个很好的领域，特别是清洁能源，新能源方面。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就认为建筑能源浪费是很严重的，新建筑可以用一套新的标准，新的材料，老建筑改造更是有很大的节能潜力。我亲耳听了他很多次讲关于建筑节能的合作问题，但目前在这方面中美双方合作还没有太多实质性的。
外交偶像
《英才》：当你与美国的一些朋友，因为政见不同时发生争执怎么处理？是否会影响彼此的关系？
周文重：政见不同时，可以搁置分歧。意见再对立，不见得要影响个人之间的交往。但外交人员不宜对外有很深的私人关系，因为我们毕竟是在处理公务的过程中进行个人交往。
《英才》：在美国工作时，你必看的媒体有哪些？
周文重：《华盛顿邮件》、《纽约时报》，这是工作中必须要关注的，西海岸的《洛杉矶时报》也很重要。电视台一个是CNN，还有代表美国的保守派意见的FOX。
《英才》：你的偶像是谁？
周文重：周恩来总理。我没有给他当过翻译，但曾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过他。我还看了大量关于周总理的传记、回忆录，从搞外交来讲，他是大师，并且很具有人格魅力。
《英才》：在传播信息方面外交与媒体有哪些异同？
周文重：外交需要宣传自己，但具体做法和媒体不一样。媒体往往看重吸引读者眼球，为此往往追求耸人听闻的标题、导语，而外交官则注重全面、平衡地反映情况，提出看法。这就常常让人们觉得外交官说话四平八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