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信息很多，我们有足够的筛选空间。”当“买矿”这一话题被放在桌面上的时候，大通集团董事长李占通如是说。经济危机早已蔓延至资源领域，李占通的一句话，呈现出进军资源领域的民营企业两张不同的面孔。
在有些进入矿产资源的民营企业家眼里，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很多民营企业进军资源领域是在2006至2007年间，当时的大背景是全球原料物料连续走强，现在经济的急剧下滑让他们不堪重负，“出售”已经成为最优选择；而对于持续或者期望涉足能源的民营企业来说，这又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价格低廉。
一买一卖之间，民营企业在经济变局之下的能力凸显，如何掌握主动，成为很多企业家考虑的问题。
买矿、屯矿还是转手？
是否受到地方政府欢迎是温州商人投资买矿时会着重考虑的一个因素。
在经济危机面前，长宁电器董事长邱国宁是一位悲观主义者，他认为经济趋势已定，几年内都不会好，目前还是应该“现金为王”。但对于矿产资源的看法，邱国宁却不那么悲观，他告诉《英才》记者，长宁电器有继续投资的计划，所选资源种类为萤石和有色金属。
邱国宁目前在内蒙古锡林格勒盟持有一处萤石矿，此萤石矿是他在2006年收购的。当时因为天时、地利、人和全都具备——2006年的中国经济正处于上升周期中，萤石生产的氢氟酸是制冷剂，市场很广阔；而该矿位置离北京车程仅3个小时，就算自己投资建公路也很划算。
“我去过贵州，那里的矿是‘鸡窝矿’，其它各地我也考察过，投资环境不太好，政府不让挖。而内蒙古、山西政府对开矿很支持，没有什么限制。锡林格勒盟的太仆寺旗旗长亲自到温州进行项目推介。”邱国宁说，是否受到地方政府欢迎是温州商人投资时会着重考虑的一个因素。相对于市场环境，政策环境同样重要，温州资本的进入迎合了地方政府的利益，地方政府回报的则是政策弹性。
当经济危机来临，邱国宁的萤石矿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该矿产能150万吨/年，在经济向好的时候，产量达到100万吨/年，而现在的产量缩减到50万吨/年左右。价格方面，原来1500-1600元/吨的矿石产品，现在价格为1100-1200元/吨。“价格低了我就不挖”，邱国宁说。
“为什么要卖掉呢？太阳东起西落再正常不过了，不能因为危机了就跑路。有别于其他传统行业的是，矿产的属性类似于房地产，放在那里又不会消失。”邱国宁的想法在温州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例如“疯狂的‘温州炒煤团’，他们一度掌控了山西60%的小煤矿，年产煤炭8000万吨，占全省煤炭总产量的1/5、全国的1/20。
而现在山西有意转手煤矿的人很多，出售意愿可以用“急迫”二字来形容，但一位正着手收购煤矿的人士表示，没有一个温州商人打算将手中的煤矿出售。据他了解，“2006-2007年，温州商人手中的煤矿就已经卖得差不多了，继续持有的也没有出让的打算。”
借力上市公司
在这个现金为王的时代，把矿产资源打包上市，是规避资金风险的一条途径。
身为董事长的郑永刚一直对杉杉控股进军有色金属和石油领域津津乐道，“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服装业开始走下坡路，我们也逃不掉，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投资能源。现在服装业又迎来了第二春，而能源也稳了。”
从2004年起，以投资控股运作为主体的杉杉开始实施“资源战略”，收购了吉林省松原油田50%的股份。
2005年3月，哈尔滨松江铜业集团实行改制，在哈尔滨市产权交易中心挂牌，杉杉在竞买中最终胜出。松江铜业以拥有和开采铜、钼、锌、铁等为产业基础，有职工4000多人，是黑龙江有色金属行业的龙头企业。
对于这一收购，郑永刚很自信的对《英才》记者说：“我们上市公司投资是很有眼光的，没有离开我们的总体决策。思路是从我这来的，我是实际控制人。我的话语权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我是控股股东。”
一系列收购郑永刚均通过杉杉控股旗下上市公司中科英华进行，在这个现金为王的时代，把矿产资源打包上市，是规避资金风险的一条途径。就像李占通对《英才》记者所说：“收购矿产资源，我们必须借助上市公司的力量。”
大通集团同样是在2005至2006年间进入资源领域，现在矿产资源集中在湖北和内蒙古。李占通对于矿产资源的选择依据是：“根据上市公司的需要。”大通集团旗下有上市公司大通燃气，李占通考虑最多的是如何把收购来的矿产资源放进上市公司的篮子里。
“先把我们的矿产资源整理一下，因为现在买到的矿很多都是好矿，我们希望能早点装到上市公司里。”大通燃气对此有具体的资本规划，“今明两年就会装进去”。
降低上游门槛
政府应先对探矿权人给予一定的资金扶持，实行‘放水养鱼’的政策。
疲软的市场，经营不佳的矿产，再加上难以把控的上游开采，东方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宏伟对此感触颇深，作为新当选的全国政协十一届委员会委员，在业已结束的两会上，他递交了《关于建议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鼓励、放开社会力量参与投入，扩大矿产源勘查力度的提案》。
张宏伟1994年就凭借矿产资源登上《福布斯》富豪榜第二位，由于涉足时间颇长，其对民营企业参与矿产资源的上游开采的难度感触很深：在《矿产资源法》及实施细则中，许可证制度的许可条件不太合理，过于苛刻，而且申请、登记、审批手续过于繁琐，涉及到许多部门。我国应降低门槛，实行开放性、鼓励性的找矿制度，不应人为地把民营企业排除在外。
不仅如此，张宏伟还认为国内目前实行的先缴费后勘查的探矿权登记许可规定不合理。“探矿是一种效益可预见性很低的行为，投资风险非常大。我国作为一个矿产资源紧缺的发展中国家，不应该让探矿权人先缴费后探矿。这样做会大大增加探矿权人的投资风险。国家可以通过将探矿成果转化到采矿许可上获得收益。此外，政府应先对探矿权人给予一定的资金扶持，实行‘放水养鱼’的政策。或者由国家收购探矿成果，给予探矿权人一定的经济回报。”
和他感同身受的应该是那些民营石油企业。20世纪90年代，不少民营企业已经进入加油站、石油批发、炼油乃至石油开采领域，并在不少地方繁荣一时。但随着1998年两大石油集团的组建，国家政策为之一变。1999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清理整顿小炼油厂和规范原油成品油流通秩序的意见》，将成品油的批发权全部集中到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大石油公司手中，并禁止炼油厂直接向零售商销售成品油。自此，民营石油企业的命运急转直下，进入了一个严酷的寒冬。
整顿之后，只有极少数的石油批发企业得以幸存，但条件是必须委身于中石油或者中石化，龙都即是一例。龚家龙所执掌的湖北天发集团则迟至2003年9月，才拿到据说是国内民营石油企业第一张独立的批发牌照。
中石油和中石化寡头垄断的格局已成，幸存者的日子并不好过。成品油的实际批发价掌握在两大集团手里，零售价掌握在国家手里，夹在中间的民营企业没有太大腾挪空间。放开或者适当放开上游开采资源，成为拯救他们的唯一途径。
“我国现行的《矿产资源法》及实施细则，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有关矿产资源勘查的一些规定，存在不合理因素，应加以调整和修改，以进一步扩大矿产资源的勘查规模。”张宏伟对《英才》记者一再重复此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