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施正荣的无锡尚德没有在纽约上市，有多少人知道太阳能产业还能造就中国首富？
如果海外基金不投资给赵建华、杨怀进所在的中电光伏，有多少人相信太阳能光伏这个很少听说的行业也是座诱人的金矿？
如果黄鸣不喊出“为了子孙的蓝天白云，请您用太阳能”，有多少人肯花钱去买从来没用过的太阳能热水器？
他们每个人都以“亿”元为单位计算身家，他们是最热的富豪，他们热在眼光。
与欧美国家以政府为主体发展太阳能产业，给予大量补贴、扶持政策相比，中国的太阳能产业是在没有成熟先例可循、市场一片空白的状态下起步的。这当然是机会，但却是“火中取栗”的机会。这需要判断，需要勇气，更需要商业智慧。
杨怀进顶着“骗子”的骂名做科普，黄鸣负债近百万创业。在一片蛮荒的市场，他们投下第一缕阳光。
中国太阳能产业以企业为主体，走产业化之路，注重以科普教育、体验营销启动市场，建立了与大规模推广相适应的太阳能工业体系，具有可持续性。这是一种实现社会责任、多方共赢的产业发展模式。
但阳光下也有阴影。中国虽已成为太阳能生产和消费大国，然而，在光热和光伏这两个主要领域，一哄而上、良莠不齐、恶性竞争、核心原料和关键技术缺失，这些其他行业的通病同样出现。这与中国经济的大环境有关，更与产业本身还不够成熟，规则体系、行业标准、产业壁垒尚未真正形成有关。
需要涤清，需要回归本原。短期内造就一两个太阳富豪容易，长久地造福人类并非易事。毕竟，太阳能本身是最自然、洁净的。
需要最热的富豪们破题：如何让行业自身的品牌最热？怎样让炙手可热的行业持续发展？
文·本刊记者 郭健
美国时间2006年11月9日，总部位于江苏常熟的加拿大太阳能公司（Canadian Solar Inc.，英文简称CSI，国内全资子公司冠名为阿特斯）正式登陆纳斯达克挂牌交易，募集资金1.15亿美元，成为首家登陆纳市的中国光伏企业（此前的无锡尚德选择的是纽约证交所）。CSI为这一年的“太阳能热”再添一把柴。
又一位“太阳富豪”就此诞生。CSI-阿特斯董事长瞿晓铧在公司上市后持有50.14%的股份，身家达到2.05亿美元。
“光伏”一词源于物理学里的“光生伏特效应”，指光照使不均匀半导体或半导体与金属组合的不同部位之间产生电位差的现象。
如今，这个物理学效应已经随着“太阳富豪”的崛起而转化为“财富效应”。43岁的施正荣以22亿美元排名2006年美国《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350位，成为中国大陆首富；皇明太阳能集团董事长黄鸣、中电光伏的博士管理团队也都身家显贵。2006年，“太阳富豪”成为新能源富豪群中最为风光一族。
在台湾，号称“台南双雄”的益通光能董事长吴世章和茂迪股份董事长郑福田，都以太阳能电池的号召力，轮番冲击“台湾股王”的宝座，茂迪股价甚至达到900元新台币天价，将一些传统的IT英雄远远地甩到了后面。
2006年1月1日,国家《可再生能源法》正式实施。江苏成为了新兴的新能源大省，太阳能企业数量众多。
最热的富豪如何炼成？
三个扬中人
他们都曾在澳大利亚留学、工作、创业，又都回到家乡创业，被怎样的一股力量牵引？
“拼死吃河豚”！扬中人的性格中总是带一点儿搏命的勇气。新能源富豪中，有三个扬中人格外引人瞩目。
施正荣，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
赵建华，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率24.7%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南京中电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拥有8亿身家。
杨怀进，被称为国内“太阳能光伏产业之父”， 南京中电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拥有8亿身家。
2000年，已经定居澳大利亚的施正荣变卖所有家产，举家归国创业；从1999年开始，杨怀进背着投影仪和光伏产业报告，周游全国做科普，被人当作“骗子”；2004年，赵建华携妻归乡，从扬中起步，开始实现自己的绿色能源梦想。
说起来，这三个扬中人渊源颇深。
他们都有在澳大利亚学习、工作的经历，且赵建华和施正荣是同门师兄弟。1985年，赵建华从山东工业大学作为访问学者来到澳大利亚，进入新南威尔士大学“世界太阳能之父”马丁·格林教授的研究所，半年之后改读博士。
施正荣1988年被公派到新南威尔士大学留学，同样师从于马丁·格林教授，1992年获得太阳能科学博士学位。彼时，赵建华已升任研究所的副主任，而施正荣是该所的研究员。
这期间，施正荣还结识了在澳攻读经济学的杨怀进。接受《英才》记者采访时，中电光伏董事副总经理、同是扬中人的徐成荣这样评价杨怀进：“没有杨怀进就没有中国的光伏产业，至少中国的光伏产业不会发展这么快。”
其后，杨怀进率先回国，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做贸易。而施正荣则开始了在澳创业，1995年，他参与筹建了澳大利亚太平洋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任执行技术董事。
赵建华则在实验室里不断刷新着电池光电转换率纪录。
1999年，从德国回来的杨怀进看到了光伏产业的美好前景，力邀施正荣和赵建华回国创业。他说：“我先在国内给你们投石问路。”
那时候，市场是IT的天下，太阳能电池这种冷门、昂贵、不经济的产业并不被人看好。杨怀进带着投影仪，带着250多页的可行性报告四处奔波，给各地有关部门做科普，介绍光伏产业，却无人问津。后来，杨怀进找到了他原来的老师徐成荣。
经徐成荣引荐，杨怀进来到了无锡。通过当时无锡市的经贸委主任、后来的无锡尚德董事长李延人，项目终于得到了市主管领导的认可。大陆光伏产业第一家企业落户无锡。
2000年，施正荣举家回国创业。2001年1月，由无锡小天鹅集团、山禾制药、无锡高新技术风险投资有限公司等8家企业共同融资600万美元，组建的中澳合资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施正荣占25%的股份，其中20%是技术入股，5%是现金，并出任总经理。
而杨怀进得到了5%的股份。徐成荣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同时，施正荣还找来他在澳大利亚时的同事张凤鸣博士，以及澳大利亚人泰德。
2004年，先后离开尚德的张凤鸣、杨怀进、泰德等人又在徐成荣的召集下，与归国的赵建华夫妇共同在扬中创业，组建了现在的南京中电光伏。
三个曾在澳大利亚留学、工作、创业的扬中人，又都回到家乡创业，被怎样的一股力量牵引？
一条坎坷路
最为风光、财富最多的人，遭遇的挫折也最多。
“扬中三杰”之中，施正荣目前最为风光，财富最多。同时，他遭遇的挫折也最多。张凤鸣评价尚德的成功时说，时势造就了尚德的成功，其中幸运的成分偏多。
施正荣在澳大利亚的太阳能电池创业并不理想，这是他归国创业的原因之一。而2000年他回来的时候，国内的市场也不好。
尚德成立之初的两年，为了节省成本，以半价向一家从纳斯达克下市的公司购买了二手设备，但还是一直处于亏损的状态，几乎做不下去了。多亏董事长李延人上下周旋，让企业生存下来。据说，由于资金紧张，承揽公司清洁业务的清洁公司员工曾向施正荣当面扬言要“搬走设备抵债”。
当时的施正荣在无锡尚德，除了十几项专利外，几乎一无所有。徐成荣介绍说：“施博士真的很不容易，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了下来。几个创业元老都相继离开了公司，他一个人还坚持不撤。”
在企业最危险的时候，一项政策救了无锡尚德。2003年，中央提出了西部广泛利用太阳能的计划。这让尚德的产品在国内市场有了销路。
而赵建华归国创业之初，也是颇受挫折。中电光伏的成功，也有一定的幸运成分。
由于乡土观念，赵建华把自己的创业地点选在了扬中。然而，扬中作为长江上的第二大岛，毕竟资源有限，加上资金等方面的困难，中电光伏一开始并没有发展起来。而一个偶然的机会，赵建华遇到了中电电气集团董事长陆廷秀，双方相见恨晚，一拍即合，由此书写了一段“智本”与“资本”结合的佳话，也成为中电光伏发展的转折点。
2005年12月14日，无锡尚德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股价一路狂飙。作为尚德的第一大股东，施正荣身家暴涨到近20亿美元。
4个月后，中电光伏也成功地与多家国际投资基金签约，融资9980万美元。
从同乡到同事，从创业伙伴到竞争对手，从同是技术精英到同是炙手可热的能源富豪。“扬中三杰”走过了一条耐人寻味的路。
一个不被看好的产业
“目前，这个市场是靠欧美发达国家的政策支撑着。”
太阳能光伏产业的爆发是许多人都始料不及的。台湾能源专家黄秉钧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几年前有一个朋友，想投资建一家太阳能电池厂，请他评估。他说了三点：太阳能电池每年降价10%；要实现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提升，工厂要盖两年；全世界的市场集中在欧、美、日，且太阳能产业是靠政府奖励，市场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友人听了之后，放弃了投资计划。
黄秉钧说：“我觉得很对不起自己的朋友。如果这家公司设立，现在就算不是股王，也是股后。”
光伏产业的突然爆发，应该感谢一位德国“贵人”：已经卸任的德国总理施罗德。他曾领导政府不遗余力地推行“10万个太阳能屋顶计划”：一年装设10万户，不仅给予无息贷款，还以保证价格收购发电20年。
其他一些国家也纷纷开始实施自己的可再生能源计划。意大利的“全国太阳能屋顶计划”，政府投入了5500亿里拉；印度政府在2002年就开始推广150万套太阳能屋顶系统。
现在，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等可再生能源的地位已经从原来的补充能源上升为重要的战略替代能源。
在石油战争、能源危机、环保需求等因素影响下，各国的新能源政策提速，从而推动了太阳能产业的发展。
“这个市场突然上升，我们常接到贸易商的下单，简直是天文数字。”茂迪公司太阳光电系统事业部总经理张咀亮说。
不过，尽管目前光伏产业十分看好，但仍有为数甚多的专家、学者及投资人，不相信太阳能会成为主流替代能源。在他们看来，风力发电仍是比较便宜的能源。有学者甚至放话说，“除非油价飙到200美元以上，太阳能才有可能成主流”。
对此，徐成荣的观点是，“就市场而言，太阳能光伏企业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因为‘绿电’的成本是传统电力的几倍，这种价格根本没有竞争力。所以说，政策是这个产业的支柱。目前，这个市场是靠欧美发达国家的政策支撑着。而长远来看，做大本国市场才是国内光伏企业持续发展的根本。”
一种财富效应
“如果没有国际市场的突变，尚德将会是一个死亡标本。”
一位国内太阳能光伏专家说：“如果没有国际市场的突变，尚德将会是一个死亡标本。尚德的爆发是一个奇迹，这种说法一点儿也不过分。”
而如今，尚德效应已在市场上显现。国内光伏产业的迅速崛起，随之而来的是企业仓促上马的项目过多过滥、良莠不齐的隐忧。
“两个工程师，5000万资金就可以上一条太阳能电池的生产线，而产品无论好坏都能卖得出去。这样一种产业状态，根本无法抑制资本追逐超额利润的冲动。”徐成荣说，“目前这个产业还处于刚刚兴起的阶段，由于技术门槛过低，现在国内的太阳能电池企业还在迅速增加。”
与徐持相同观点的是中国太阳能学会光伏专业委员会主任赵玉文，“与无锡尚德规模相等或以上的企业就超过10家。中国光伏产业在明年将面临产能过剩的危险。”
一些国内的芯片大佬也开始制定进军太阳能电池的计划。中芯国际已经投产的太阳能硅电池芯片生产项目，5年以内将投资10亿元以上，形成100兆瓦的生产能力。
在目前的产业状况下，技术含量高低与否根本无碍产品的销售，所以，一些技术水平高的企业，如中电光伏，无法体现出技术优势。
“产业的竞争就是规模竞争。太阳能电池制造属于加工型行业，企业一诞生就必须迅速壮大。对国内光伏企业而言，产品的高转换效率、质量和规模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否则就会被无情的竞争扼杀在摇篮中。”张凤鸣对《英才》记者说。
一位业内人士认为，这个行业最终会走向技术竞争，但那至少在8-10年之后才会出现，现在的竞争必然停留在血流成河的“红海”。
尚德效应的又一个影响是原料瓶颈开始出现，原材料价格飞涨。
目前，国内几家大的公司都在扩张产能。尚德的产能2006年末将达到300兆瓦，2010年将达到1000兆瓦；天威英利新能源公司即将开展三期工程建设，预计到2008年，硅片、电池片和组件具有年产500兆瓦的生产能力；中电光伏产能预计会达到年产600兆瓦。
各家企业产能的扩张使得上游高纯度多晶硅供应趋紧。目前，国际硅材料已飙升至每公斤200-300美元。“拥硅者王”的现象开始出现，原料商也开始囤积。原尚德董事长李延人如今已经投身于云南的一家多晶硅制造企业。
“一片成本4美元的硅片，原来的交易价40美元，如今涨到了300美元，仍然供不应求。”徐成荣叹道。
据预测，欧洲市场几年后就将趋于饱和。
对施正荣等“太阳富豪”来说，考验并没有完。
中电光伏的商业路径
下一个资本盛宴
文·本刊记者 郭健
“温总理到过我们公司。” 中电电气光伏（南京）有限公司的一位员工说这话时，满脸自豪。
2005年10月22日，温总理到中电光伏公司视察。中电光伏声名鹊起。
但“罗马城并不是一夜间建成的”。中电光伏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两个情结：“智本”的民族情结和“资本”的绿色情结。
这与两个人有关。
50岁的赵建华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博士，一位站在世界光伏技术制高点的科学家。2004年，他带着自己的自主技术，携妻回到国内，投身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成为中电光伏公司总经理。
1979年，赵建华考入了南京工学院。读硕士学位时，他开始了MIS（金属/绝缘体/半导体）太阳能电池的研究。1985年，赵建华作为访问学者来到澳大利亚，进入新南威尔士大学马丁·格林教授的研究所。马丁·格林教授是当时世界上最早研究MIS结构的少数几位科学家之一。就这样，赵建华与太阳能电池结下了不解之缘。
赵建华刚进入研究所时，世界上电池光电转换率保持在20%左右，经过反复探索，他研制的高效硅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率达到20.8%。1989年，他和夫人王爱华博士共同研制的PERC（钝化发射极与背面）电池，创下了光电转换率22.3%的新纪录；1998年，他们研制出的PERL（钝化发射极、背面点扩散）电池，光电转换率达到了23%；1999年，在一块4平方厘米的PERL硅电池上，实现了24.7%的最高纪录，并一直保持至今。
赵建华虽然在国际光伏领域享有盛誉，可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摆脱不了浓厚的民族情结。无论是在洛杉矶、巴黎还是在悉尼，也不论有多远的距离，到了吃饭的时间，他一定去寻找中国餐馆。
谈到当初回国创业的想法，赵建华向《英才》记者坦言：“光伏产业虽然在国际上已经得到了多年的发展，但是在中国还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国内拥有丰富的太阳能资源，却一直没有一流的光伏技术，让自己拥有世界纪录的光伏技术从实验室走进车间，回到祖国，是我和妻子共同的心愿。”
众所周知，实验室技术要转向产业化，需要经过重重关口。作为一个科学家，赵建华的科技成果转化的机会就在于遇到具有远见卓识的投资者。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中电电气集团董事长陆廷秀。
2004年5月，由中电电气集团和以赵建华夫妇为首的博士团队共同投资的中电光伏成立。作为“资本”方的中电电气集团决策者将赵建华推向前台，任公司总经理，这样既体现了企业的高科技性质，有利于企业形象和凝聚力的发挥，同时，也让“智本”一方感到了资本方的重视与期许。
目前，赵建华原先拥有的光伏核心技术已全部为中电光伏公司所有，赵建华用公司名义，向有关部门申报了自己研发的N型太阳能电池专利。
赵建华的背后有一支出色的博士团队。他说，“未来的研发中，将太阳能电池的光电转换率每提高1%，整个生产成本就会下降79%。再好的管理者也不能如此降低成本。”
“资本”与“智本”的优势嫁接，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发展光伏产业的路径。
作为“资本”方的决策者，中电电气集团董事长陆廷秀最爱说的一个词是：颠覆。
“利用超薄的硅片做成太阳能电池，直接把取之不尽的太阳能转换成强大的绿色电能，这不但是光伏产业带来的高科技奇迹，同时也是一种对传统能源方式的颠覆。”
陆廷秀看准了绿电的潜力，中电光伏成立之时，他宣布：高起点进军太阳能电池制造领域。
“做绿电，中电电气有着先天优势。”陆廷秀说，“安全、可靠、绿色、环保”一直是企业追求的最高价值准则。
“实现企业、资源、环境、社会协调发展，是每一位负责任企业家的使命。” 陆廷秀说。
目前已进入上市静默期的中电光伏，故事还远没有到高潮。
太阳能热水器NO.1的人性商道
黄鸣 不换思想就换人
文·本刊记者 刘青松/图·本刊记者 梁海松
黄鸣的一只手在空中滑过：“有一个球，擦着门柱传过来，快出底线了，而我已经跳起来。这时一般人可能就放弃了，因为没角度了。但我不，既然已跳起来，那就要试一试，就蹭了一下。球进了。”
北京深秋和暖的阳光里，黄鸣眯起眼睛。“所以很多看上去不可能的事情，再努力一把，就产生了奇迹。如果你以常人的心态，按常理去想，就可能丢掉机会。”
一身常穿的浅黄色西服，面前一本《读者》，像是从他那点击近200万的博客“商界思想库”中走出来。
刚下火车不久的黄鸣，握手很有力。这位皇明太阳能集团的董事长，每月来北京七八次，从来只坐火车。
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热水器和真空管制造企业掌门人、“中国太阳能产业化第一人”、首位登上联合国讲坛的中国企业家……一串令人瞩目的商业角色背后，底色是什么？
“我们处处找共赢，处处找谁都有利。如果做一件对所有人都有利的事情，那么这个企业就既有生命力，又有高效率。我们找一种终极的最基本的东西，回归本原。”黄鸣对《英才》记者说。
贝克曼和开拓者
1988年10月底的一天，山东德州。一场热闹的婚礼。来宾们围住一个稀奇玩意儿——太阳能热水器。30岁的黄鸣向大家说，用它洗澡，不用电。这是他自己动手做出来送给新婚夫妇的礼物。
不用电就能出热水？大家都去试。
每个人都烫了一下。最后烫的是一位厂长，也姓黄。
黄厂长对黄鸣说，这东西挺好，能不能给他厂里的车间装一套。
黄鸣说可以装，但我没有钱。黄厂长说我可以给你钱，但要求开发票。黄鸣说自己开不出发票。黄厂长就说，找人办个执照开个厂就是了。黄鸣就找亲戚帮忙办了执照。
这并非黄鸣的本愿。“我一开始做太阳能是想当研究者，想在这个领域做顶级的专家。”
曾在石油钻井研究所工作的黄鸣，看到美国人贝克曼写的一本书——《太阳能热力过程》之后，两眼放光。他照搬书中的方法，做出了自己的第一台太阳能热水器——那件新婚礼物。
黄鸣把太阳能看作上帝赐给人类的礼物。他说，“太阳能就是我的梦想。”
但梦想照进现实，并非一片灿烂。黄鸣偷偷开了一家地下工厂，利用业余时间干。1995年，37岁的黄鸣辞职，负债近百万元，租民房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创业初期的黄鸣有多个角色：设计师、监工、车洗工、爆磨工、装卸工、清理工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太阳能产业的活都干过”，熬夜干到凌晨两三点是常事。大年三十，他还一个人待在车间里。
黄鸣亲自给用户装了四五百台热水器。有一次上楼顶安装必须爬树，爬到最上面的树枝上，再往前一步，树枝肯定要断。还差半米。黄鸣开始打秋千般地晃，晃到最后摔在楼板上。“当时差一点儿就下来了。”黄鸣后怕的是，“中国太阳能、世界太阳能少了一个开拓者。”
开拓者往往经受“九死一生”的磨难。黄鸣说，企业发展初期“没有九死也有五六次”。最危险的一次，企业账上只有8万元，发工资都不够。多年之后，黄鸣却在博客中写道，“创业时如有500万元，我早完了”，因为“没有机会经历这些生存危机的考验”。
太阳能的市场推广，无疑是黄鸣面对的一大考验。他打的是科普教育牌。1997年，皇明启动了声势浩大的太阳能科普万里行，几十辆科普车同时奔赴全国各地。“我们用长征的精神开始了‘万里卖太阳’的旅程。”
黄鸣是强势的。当然，他有底气：皇明已建立起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太阳能工业体系，掌握太阳能的核心技术——“三高”镀膜技术，10年来，累计推广太阳能近1000万平方米，超过欧盟的总和，是北美的两倍。他说，“有核心技术真爽。”
然而，对皇明来说，真正的核心还是人。
千名离开者和一个接班人
当1000名员工离开时，皇明及黄鸣都经过了一场涅。“那是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黄鸣说。
触发黄鸣顿悟的是杰克·韦尔奇的一句话：“有三种人不能用，其中有能力有业绩有影响力，但是对企业不认同的人对企业伤害最大。”
那是2004年。这一年，韦尔奇来到中国布道。这一年，皇明延续着前两年的增长缓慢局面。
对手的价格战挤压着皇明的生存空间。展开大规模的低价销售，迅速占领市场，成为皇明内部一些人，包括部分创业元老、高层的呼声。“他们怀疑一开始你制定的高品质高价格品牌战略，企图说服公司像那些杂牌一样走低质低价路线。于是内部不停地争论，企业就开始止步不前。他们甚至倒退，甚至抱怨，甚至反过来影响你，要求你改变措施，改变战略，改变文化。所以这些斗争，这些年的斗争，非常清楚。”
好卖还是好用？这是个问题。
黄鸣选择后者。在他看来，降低价格就意味着降低产品的品质。“我从来没有动摇过。”
但他压力很大。这种压力不仅来自竞争对手，来自营销部门和经销商，更来自内心深处：面对那些不好好干、说怪话的“降价派”创业元老，怎么办？
黄鸣受困于此。他试图缓和矛盾，虽然他开除了一些不负责任的经销商，却仍然无法“安内”。
这个时候，他听到了韦尔奇的那句话。他不再犹豫。“我们不再做解释，不换思想就换人。”
有人主动辞职，有人在绩效考核中被淘汰，还有人被直接开除。上千人离开的动荡平息之后，黄鸣得到了一支他想要的“正规军”。杂音少了，执行力强了，业绩高速增长恢复了。
同时，黄鸣在动荡中解决了接班人问题。“这样的考验，是选拔接班人最好的方法。”
范建厚经受住了考验。
1999年，曾在一家台资企业工作5年的范建厚来到皇明。黄鸣清楚记得他应聘时的一个细节：他向黄鸣提交了一份自己以前的培训教材，教材从普通员工培训讲起，最后达到培养总经理的水平。“当时我想，不可能一下子把他培养成总经理，现在回过头来想，深有意味。他很聪明，告诉老板自己经过了什么样的培训。”
2005年底，黄鸣从总裁位置上退下来，范建厚接任，业绩斐然。
“武二郎开店，虽然他个人很厉害，但如果他不知道再去培养更多的武二郎，长久下去，自己迟早要变成武大郎，甚至还不如武大郎。因为武大郎知道自己不行，就会充分发挥所有人的作用，用集体的力量把店打理好。”黄鸣打比方，手势坚定。
最痛心的事和不需要说的事
黄鸣和一大帮开发商坐在一起。开发商们问他：能不能100%的用太阳能啊？能不能100%解决问题啊？能不能把太阳能镶在墙里头、阳台上，看不出来啊？
黄鸣说，你们这种想法不错，但现在这个阶段完全没有必要，太阳能看不出来叫什么太阳能建筑，叫什么生态建筑？我就要纠正大家的观念。
激烈争论。黄鸣甚至拍了桌子。“最后基本上都被我征服了。”他说。
为什么这么强势？
“我这个年纪掌握了这些自信，哪怕拍桌子也罢，言辞激烈也罢。我知道只要用激烈的言辞讲真理，大家会正视你的，大家会反思的。你要是用缓缓道来的方式讲真理，别人都这样过去了。”
不针对个人，拍桌子讲自己的观点，这是黄鸣的斗争策略。
然而，斗争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屡屡被竞争对手挖墙角，是黄鸣最痛心的一件事情。当然，还有那些充斥市场的低价低质产品，恶性竞争。黄鸣说，很多同行，“从个人感情上，我不愿意与他们为伍，但我必须与他们共赢。”
共赢的必要性在于，“有了戏班子，有了唱对手戏的人，才有观众，一个人在那儿瞎唱瞎跳，一个观众没有。”
于是，每次同行开会，黄鸣都呼吁大家做品牌——先有品牌行业，才有行业品牌。
他最近的呼吁是：“把电热水器和燃气热水器赶出市场！”
他喜欢说这个，他想把皇明的产品卖到全世界。而不大谈皇明引入战略投资者、海外上市的事。他认为这些是需要做而不需要多说的事情。
他在准备下一个零度角进球。
“我一辈子都不要这东西”
《英才》：你怎么看待人才？
黄鸣：现在有一个重大的人才认知误区：觉得人才是现成的，散落在各处，需要社会精英去挖掘。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现代企业找人才再也不是满地找矿，而是像大生产一样，现代化地成批生产人才，包括培训、竞争、选拔等。同时，企业自身培养的人才是应该有极强适应能力和定制性的。
《英才》：10月28日皇明商学院正式开学了，你的头衔里是不是又多了一个“黄院长”？
黄鸣：我没有任院长，不过别人叫我“黄校长”。因为皇明是太阳能行业的“黄埔军校”，输出过很多人。
《英才》：有人骂你强势吗？
黄鸣：有，骂得很厉害，黑心呀，强盗呀，霸道呀，甚至恨不得你死，连竞争对手也是这样，因为你太强势了。这么多年，价格最高，而且在整个行业里跟别人很不一样，压力非常大。
《英才》：你的博客让人感觉有真性情。
黄鸣：做了商人以后，为什么就要尔虞我诈，脱离自然，脱离最基本的人性？我在有些场合愤愤讲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有的教授、精英就说，小黄呀，你别书生气了，生意嘛，这就是市场经济。我当时就骂粗话，我一辈子都不要这东西。我曾提出回归本原，本原就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一些最简单、亘古不变、神圣的规律。
《英才》：谁对你影响最大？
黄鸣：没有影响最大的人，而是每个阶段、每个层面都有影响的人。我有一些老师，一句话或三句话老师。比如韦尔奇关于用人的一句话；品牌大师麦奎尔的三句话：“Do your homework(做好你的家庭作业)；第二句话是：you are the best(你是最棒的) ；第三句话是：I don't know how do you think (我不知道你想些什么)。”
《英才》：这么多年有没有累的时候？
黄鸣：累在心里。我认为企业家还是要注意情商的培养，才能很好地知晓、了解、调节、激发自己的情绪。不妨学学阿Q精神。锻炼也是一种调节，现在我踢球还能踢完整场比赛，连续踢三天。
《英才》：你为什么喜欢踢前锋？
黄鸣：因为我技术不行嘛。踢前锋只要敢抢、敢闯，有强烈的破门意识，善于抓机会就行。我进球率很高，不是因为我技术好，而是因为我不愿轻易放弃，很多别人想不到的得分机会我能抓住。
（编辑刘青松lqs317@163.com,记者郭健gjgo@yeah.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