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中国经济看作一辆大马车，投资、出口、消费这三匹拉动中国经济的高头大马一直被频繁提及，但是其实除此之外，资本、劳动、技术、资源这四个很重要的马车轮子却少有人发表观点。
在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名誉院长李晓西看来，资源这个轮子出现了问题，“不那么圆了，走起来有点儿摇晃”。
在中国经济开足马力快速增长的时候，资源能源的瓶颈看得更加清楚。这也对中国转向集约型的绿色发展方式提出了更急迫的要求。有数据表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同时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也使得中国约五分之一的城市空气污染严重，几乎一半的河水被污染。
这也是经济学家们建言中国经济降增速调结构的原因之一。从国家层面，“十二五”规划也确实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给予了高度重视，不搞G D P崇拜，发展绿色G D P。但与容易量化考核的G D P相比，如何量化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绿色程度，则成为一个难题。
在这个背景下，李晓西从2010年开始连续两年推出了《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力求以新的视角和数量化指标来促进这个问题的解决。李晓西对《英才》记者说道，“这涉及我们后代人怎么生存。”
打着鲜明时代烙印的77级大学生，李晓西向《英才》记者感慨，他们那一代人就是为改革开放活的。80年代在社科院读万卷书，90年代在国务院研究室行万里路，新世纪后在北师大育万棵树，无论身在何处，李晓西的研究总与中国经济改革中遇到的最新问题相关。
“通货膨胀来了，我们研究价格问题；加入WTO，我们研究W T O问题；与国外争市场经济地位，我们就做了四本《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这些研究成果中，《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获得了国内最高的经济学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
《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正是李晓西领导课题组诞生的又一新作，它摸索出了一套同时考虑到经济要发展、环境要保护的量化方法，并对国内30个省（区、市）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了排名。
抢占主导权
从国际上看，绿色竞争力或许会成为下一步国家之间竞争的主战场。刚刚在2011年底结束的德班气候大会最终未能达成实质性成果，加拿大甚至在大会闭幕的次日便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以此来逃脱议定书规定其将遭受的140亿加元的惩罚。
美国更是在小布什总统时期便退出了《京都议定书》。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等发达国家对绿色经济不重视，更大的可能性在于，哪怕美国也至今尚未在绿色经济上获得绝对主导权，此时参与全球气候公约反而束缚了自己的手脚。
实际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于金融危机后提出“绿色新政”得到了奥巴马政府的积极响应，奥巴马试图将绿色经济作为其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据李晓西向《英才》记者的介绍，奥巴马的“绿色新政”可细分为开发新能源、节能增效、应对气候变化等三个方面，而开发新能源是其核心。
在奥巴马政府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就有超过400亿美元用作新能源开发方面的投资。节能增效方面的措施则是制订严格的汽车尾气排放标准和智能电网建设等。而在应对气候变化上，为了获得主导权，美国政府出台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按照该法案条款，美国有权对来自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
三条政策层次分明，如果前两条能够获得突破，第三条也就很有可能被严格实行。李晓西告诉《英才》记者，“碳关税”是指对高耗能的产品进口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是一种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奥巴马政府的“绿色新政”还得到了国内明星企业的响应。就在能源巨头B P关闭其太阳能部门不久前，美国几家明星企业却在太阳能投资方面出手，如巴菲特收购了两个总值38亿美元的光伏电站、谷歌和KKR宣布将投资四个总计达88兆瓦的光伏电站。
中国的“绿色新政”应该如何着手？李晓西认为，发展新能源和节能减排是需要同时发展的两个方面。但从中国现实国情和发展阶段来看，节能减排或许可以起到相对更大的作用。
“新能源产业对研发的要求非常高，相伴而生的就是投资风险很大。而且即使新能源发展顺利，根据我国的资源构成，一定时期内恐怕也无法改变以煤、石油等传统能源为主的消费结构。”李晓西告诉《英才》记者。
制度为先
李晓西与绿色经济结缘还要从他研究能源资源说起。2000年“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上，李晓西在其“新世纪我国战略性资源的状况和对策”主题演讲中，提出了石油、水资源、生物资源三大战略性资源。
对战略性资源的研究催发了李晓西对绿色经济的研究兴趣。李晓西发现，虽然大家意识到了绿色发展的重要性，但怎么才能让绿色发展真正落到实处？
对中国来说，政府、市场、技术三者都很重要，政府更重要。“尤其是地方政府，如果不关心绿色只关心GDP，那么这个事情是做不好的。”李晓西向《英才》记者坦言。
那又如何才能让地方政府去关心绿色经济？《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它用具体化的数量指标来判断区域经济绿色发展的程度与进程。如果中央政府能够在GDP考核之外，加入类似于绿色发展指数这样的指标作为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那么地方政府对发展绿色经济的积极性就有可能大大提高。
国际经验也表明，资源约束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需要的并非是一个无为的政府，而是一个建立完善的相关政策、坚决推行转变政策的政府。李晓西告诉《英才》记者，如果政府能够通过先期政策把绿色市场先培育起来，那么企业的聪明才智便能够发挥出来，进而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
在市场方面，如果绿色政绩考核体系已经建立起来，那么在投资者做区域投资决策时，绿色发展指标也就会成为影响其投资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样企业与政府之间也就能够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因为在绿色发展指标低的地方，增长的低效益、环境的压力以及政府的不作为都将构成企业未来额外的投资成本，在这样的区域，随着国家提高环境成本，投资者将有可能陷于利润空间被压缩、投资效益被蚕食的困境。
在考核体系之外，李晓西认为还有三项制度安排对发展绿色经济来说非常重要。首先是资源性产品定价机制改革，在市场决定资源价格的情况下，资源价格很可能会上升，一方面促进企业和个人的节能减排，另一方面新能源的相对价格也就会因此下降。
其次，财税体制改革，发挥财税的激励和惩罚作用，考虑适当时机开征环境税，以及扩大对环境保护方面的财政投入。
最后是科技管理体制改革，鼓励企业积极参与绿色技术创新。李晓西认为，中国有广大的科研队伍，只要制度到位，技术并不是最大的门槛，通过与国际绿色企业合作，中国未来一段时期比较有发展前景的领域包括现代绿色农业、新能源汽车业和清洁能源化工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