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观察
特别企划
袁宝璟生死劫
唐凯林 日期：
2005-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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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再有能耐，你的手指永远是黑乎乎的”。在雨果《悲惨世界》里重新做人的冉阿让还是没逃过警长沙威的穷追不舍。
39岁的袁宝璟从亿万富豪到阶下囚，直至一审被判决死刑的消息，不仅震动企业界，也牵动社会各界的关注。
财富的两面性，再次将中国的富豪阶层推到风口浪尖上。财富就像一条欲望的河流，既有高光又有阴影；既构成社会阶层，又打碎社会阶层；它带来荣耀安逸，又裹挟着不安全感；它充满希望，又蛰伏着绝望……
袁宝璟案件的扑朔迷离姑且不论，袁宝璟的生死未卜留给法律定夺，令我们忧虑的是企业领导人意外变故给企业所带来的致命硬伤。
中国企业在突如其来的危机面前，总是表现得束手无策。以至于企业家一倒企业跟着倒，成为中国企业成长史上的经典死亡套路。
在这里我们抛开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也不想停留在企业家们原罪与现罪的讨论里。我们只想拷问这类事件是领导者过于强势，还是企业机体的刚性不足？是商业环境过于复杂，还是危机管理根本缺失？
管理大师德鲁克说：“战略家就像一只在捉兔子的鹰，鹰必须飞得足够高，才能以广阔的视野发现猎物；同时又必须飞得足够低，以便看清细节，瞄准目标进行进攻。不断进行权衡正是战略家的任务。”我们企业家群体或许缺的就是这种战略的眼光吧？
“给企业家提供一个客观的、公正的社会环境和生存发展，是现在中国面临的大问题。一个人倒了，一个企业就跟着倒了，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
“我相信我先生是一个汉子，他即使是冤死，他也会站着冤死，绝对不会倒下的。”
2003年11月24日早上10点多钟，北京建昊集团董事长袁宝璟在家里一边喝着咖啡，一边与妻子卓玛商讨儿子第二天的周岁生日聚会。
下午4点多钟，北京富华大厦里的建昊集团像往常一样平静，大厦外由远而近传来的警笛声并没有引起建昊人太多的注意。
飞驰而来的警车最终停在了富华大厦，几名刑警下车后直奔建昊集团袁宝璟的办公室，还没等在场的公司人员反应过来，袁宝璟已经被警车带走。
卓玛并不知道发生的一切。她只知道，按照惯例，丈夫袁宝璟5点半下班，7点就会到家，每天晚上丈夫都会带着儿子一起吃饭。
北京的冬天，夜幕降临得特别早，但这一天卓玛一家人的晚餐来得特别晚，因为卓玛找不到丈夫袁宝璟。晚上10点多钟的时候，几位辽阳警察在北京警方的陪同下给卓玛带来了丈夫的消息，这是一张对袁宝璟实施逮捕后的家属通知单。
卓玛不知道丈夫到底出了什么事，但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发生在卓玛身边的事很多。
丈夫死刑的原委妻子身边的惊险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一年多，袁宝璟当初没能为儿子过周岁生日，就连儿子两周岁的生日也错过了。
2005年1月13日上午9时，袁宝璟涉嫌雇凶杀人案在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袁宝璟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袁宝璟被一审判处死刑后的第46天，《英才》杂志的记者见到了袁宝璟的妻子卓玛。写在卓玛脸上的憔悴，让我们很难想象，端坐在眼前的这位藏族女子，就是四年前舞蹈剧《乘愿再来》的女主角。
我们并没有忽略卓玛眼神中所表达出来的坚定，事实上，这种坚定已经快要将她脸上的憔悴淹没了。但是，只要一说到她刚满两周岁的孩子，这种眼神中的坚定又立刻被泪水湮没了。
“两岁三个月的孩子不说话，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说话，他只会说爸爸，见了我也叫爸爸，见到戴眼镜的人就追过去喊爸爸。我先生出事以前，孩子吃饭、洗澡全是我先生负责的，孩子跟他爸爸特别亲。”
对于一个刚满两周岁的孩子来说，袁宝璟作为父亲的印象也许就是“一副眼镜”，一声称呼，他不可能知道自己的父亲袁宝璟曾是一个亿万富豪，更不知道他在商界的奋斗史。
袁宝璟，辽宁省辽阳市人，1989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1992年辞去建行的工作下海，在怀柔注册了建昊实业发展公司，启动资金仅为20万元，半年之后获利200多万元。随后袁宝璟转向股票、债券投资，并自封为“中国股票第一人”。1994年袁宝璟离开股票市场，一口气吞下60多家企业，到1996年其资产达到30多个亿。
外界喜欢用这种计流水账的方式，来介绍袁宝璟在北京的发达史。当然，外界也会关注袁宝璟被法院一审判处死刑。
关于袁宝璟“雇凶杀人”的故事版本来源于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公开审理。
1996年秋天，袁宝璟怀疑在四川成都炒期货时，损失9000余万元是刘汉与证券交易所修改规则所致。于是一个叫汪兴的人便提出安排人去打刘汉，得到袁宝璟的认可。之后，袁宝璟出资16万元让袁宝琦交给汪兴。1997年2月1日晚9时许，受袁宝璟等人指使的凶手在四川省广汉市向刘汉近距离连开两枪，因未击到刘，便逃离现场。
1997年以来，因汪兴多次向袁宝璟借钱未果，便开始以打电话、写信要举报袁宝璟的违法犯罪事实相威胁。2001年初，袁宝璟对袁宝琦提到了汪兴的恐吓威胁，袁宝琦提出：不行找人给他办了，花两个钱呗。袁宝璟表示“行”，并提供30万元资金。袁宝琦找到袁宝福，让他把汪兴做掉。袁宝福向袁宝森提出此事，袁宝森主动提出去做。2001年11月15日，袁宝森持刀对从家出来的汪兴后背砍一刀，随后在二人厮打中将汪兴刺数刀后逃离现场。经法医鉴定：汪兴为重伤。事后袁宝琦交给袁宝福9万元。
汪兴被扎伤后，不断威胁、恐吓袁宝璟，袁宝璟再次向袁宝琦提到此事，并说“不行就办了他”。之后，袁宝琦对袁宝福说“把尾巴活干完”，并交给袁宝福18万元。袁宝福与袁宝森密谋后，跟踪和掌握汪经常出入地点。2003年10月4日23时许，袁宝福与袁宝森持猎枪到汪家附近等候，在汪兴开门进楼时，袁宝森持枪近距离对汪连开两枪，汪当场死亡。
对于辽阳司法机关近似于好莱坞侦破大片式的故事情节，袁宝璟方面提出了异议，认为在一些故事情节的处理上存在破绽。
“现在认定他指使他人杀人的证据实际上是很不充分的，凭侦查阶段的一句话很不充分。而且那句话在记录上存在很大的问题，袁宝璟本人也给我们一再声明，包括他在开庭上讲刑讯逼供的问题，这些我们现在力图去取证，取得刑讯逼供的证据。”袁宝璟的辩护律师邬明安教授在接受《英才》记者采访时指出。
而且，邬明安进一步指出，辽阳并没有证据来证明袁宝璟“雇凶”，认为这个案件存在疑点，“从证据来看，控方的证据存在很大的问题。包括他指使这个证据，还有一个就是你说他提供钱，从这个证据上查证，从哪个账上走的钱？这个账根本没有。”
关于刑讯逼供，这也是袁宝璟在法庭上一直强调的话题。为此，袁宝璟在法庭上甚至否认了一些在侦查期间的口供笔录，其理由是刑讯逼供下的口供，当时签字画押是出于保命的需要。
通过以上双方的说辞，难道从辽阳走出来的袁宝璟与辽阳司法机关存在着个人恩怨？
卓玛给出了一个肯定的答案。“积怨应该是有的，因这个死者汪兴本身就是从辽阳警方出来的。”死者汪兴曾任辽阳市刑警大队专案中队队长。
在采访中，卓玛还向我们讲述了袁宝璟出事之后，发生在她身边的惊险故事。
第一件事发生在去年的九十月份。按照卓玛的描述，当时在她家附近的一条胡同里，一辆貌似依维柯的汽车以很快的速度撞向卓玛，由于当时卓玛的哥哥在场，所以逃过一劫。自此之后，卓玛离开了原先的住地。
第二件事发生在卓玛搬家之后。据卓玛介绍，自从胡同历险结束后，为了孩子以及自身的安全，卓玛把家搬到了一个非常隐蔽的别墅区，但是没过多久，就先后有一辆奥迪和一辆小面包车找上门，其理由分别是找卓玛和修水管。事情发生后，卓玛决定把孩子送往外地。
第三件事更为惊险。2004年8月17日晚上，卓玛与其先生的法律顾问谭律师一行，乘最晚一班飞机到达沈阳机场。据卓玛介绍，当时下飞机之后，卓玛就发现有人手中拿着自己的照片，然后从沈阳到辽阳的一路上都被人跟踪。
“我很紧张，律师也很紧张。我们上了车以后那个车就跟踪我们，我们就躲，从沈阳到辽阳的路上有很多大货车，我们的车就躲在两个大货车中间，车速一直保持在30公里。”
当我们很奇怪地问卓玛为什么要躲在两辆大货车中间时，卓玛这样说：“我们的司机非常有经验，他说制造车祸会从前面撞你，后面撞你，所以躲在货车中间他基本上撞不到你。”
一个人倒下了企业就跟着倒
辽阳司法机关对于袁宝璟犯罪事实的描述，以及卓玛历险经历中所演绎出的“某种势力想要袁宝璟家破人亡”的故事，我们无法作出孰真孰假的判断。
但是，在中国企业家身上频繁上演的一幕幕“与法律狭路相逢”的故事，我们不得不对此进行反思。
我们几乎不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就可以拉出一个很有震撼力的名单：大午农牧集团的孙大午、诚成文化的刘波、金正集团的万平、欧亚集团的杨斌、江苏宜兴的蒋泉龙、爱多集团的胡志标、铁本钢铁的戴国芳，创维集团的黄宏生，德隆集团的唐万新，当然，还有建昊集团的袁宝璟，等等。
“给企业家提供一个客观的、公正的社会环境和生存发展，是现在中国面临的大问题。一个人倒了，一个企业就跟着倒了，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建昊集团高管如是说。
袁宝璟出事之后，建昊集团的经营出现了很多问题。据这位高管介绍，建昊集团如今所面临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几个地方。
第一是银行贷款。一些本来要到期之后才支付的贷款，由于袁宝璟出事而被要求提前支付。“有一笔5000多万的款，当时没有到期，提前三个月，银行不放心了，看到有这种原因就要求还款，按理说贷款是基于企业贷款，不是基于企业家本身来贷款，但是在中国很多人的看法，就是墙倒众人推”。
第二是债务人赖账。据这位高管介绍，以前跟袁宝璟很好的朋友，多年的合作伙伴欠袁宝璟500万块钱，当时要以他公司的实物分批偿还，“现在找他人都找不着，打电话也不接，但袁总要是一出来，他肯定又要请袁总吃庆功酒，最后500万他可能还会提前支付。像北京的另一个客户，欠建昊两三百万，他自己干脆都把车子卖了，显示他们公司很穷，袁总要是知道这个事情他也会寒心的”。
第三是合作方。据介绍，建昊集团的一个有线电视项目，以及一个IT网络项目，也因为袁宝璟的事被迫退出。
该高管认为，一个企业家出事能对企业造成如此大的影响，正反映出中国企业的生存状态，“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和体制问题，还有社会层面的问题。”
而这一社会层面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社会心理，不管是债权人银行，还是债务人或合作伙伴，在他们眼里，企业家这个自然人与作为公司的法人实体是一回事，企业家一旦有事，人们便会用有色眼镜来看这家企业。
社会的这种心态无形中加大企业的不安全因素，而舆论的压力有时则成为企业或企业家死亡的直接杀手。
在对建昊集团这位高管的采访中，他告诉我们，其实袁宝璟被法院一审判死刑已经是第二次被判死刑，因为媒体已经给袁宝璟判了一次死刑。
“就像德隆一样，媒体舆论对德隆的这种价值判断，导致了它自救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首先舆论宣判他死了，市场对一个企业失去了信心。”
再回到袁宝璟的案子上来，该高管说媒体所制造的聚焦效应将袁宝璟推向一个深渊或漩涡之中，“而这个漩涡又是一个刑事案件，还涉及到雇凶杀人。我并不是说群众的眼睛不雪亮，大众有的时候有盲从的心理，他认为一审被判死刑那就多少有点问题，这就是大家的基本价值观”。
鉴于媒体舆论的力量，该高管甚至建议我们在文章写出来之后让他把把关，免得一些用词“刺激辽阳方面”。
背景资源的缺失最终如何会收场
卓玛已经很久没有跳舞了，卓玛说她心里那些所有对艺术的创造欲望，如今全变成了求生的欲望。
时间进入2004年的时候，民营企业界突然迎来了一股宽松的空气，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媒体不再热火朝天地讨论民营企业家的“原罪”，学术界也开始变得包容，摆出了一副既往不咎的姿态，不再讨伐“原罪”。
但是，在轻松的氛围中，一个个的民营企业家却在“现罪”中倒下了，很多人的心理像卓玛一样，燃起了求生的欲望。
卓玛告诉我们，袁宝璟出事之后，很多企业界的朋友给她打来电话，询问事态的发展。
事实上，企业家不可能对一个个企业家落马事件无动于衷，中国的企业家是一个群体，沐浴着同样的制度阳光，跳不出社会环境这一大的生态圈。
另一个事实是，在我们面前倒下去的企业家，并不是无一例外地都陷进了“不合法致富，便无法安全致富”的泥沼。至少有些企业家落马的原因并不是绝对的“不合法”，而是存在很多的争议。
譬如，企业家有的“非法”行为尽管违背了法律，但在一定程度上则是一种对制度缺失的弥补，是一种自救。例如，融资渠道缺失，而企业又需要大量的资金来发展，这样在募集资金上就很有可能与现存的金融体制发生冲突，河北的孙大午就属于此类。
另外，企业家的“非法”举措有时候是因为“黄灯制度”的缺乏，比如在私有财产权的保护问题上，历史上曾有过一些私有企业主为了企业的发展，通过种种关系搞挂靠，戴红帽，而且是一路绿灯，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产权关系就变得复杂，突然有一天，红灯亮起，侵吞国有资产的罪名就会冒出来。
在对卓玛的采访中，卓玛为我们所塑造的袁宝璟是一个质朴的人，不喜欢参加聚会，不愿意攀附权贵。而我们通过对卓玛的采访，以及综合其他信息渠道也了解到，袁宝璟的性格并不张扬，相反显得有些低调，而且总是在强调“我们没有什么背景”，以及信奉“沉默是金”。
背景，正是这个浓缩了中国关系学精华的词汇，成为了中国民营企业家不安全感的最大隐患。
我们的社会正处在转型期，法治秩序并不完善，一些矛盾就会由一种叫“潜规则”的秩序来解决。
“潜规则”天生所具备的非公开、不明朗、缺少稳定预期的特征，使得不少民营企业家很难驾驭。比如，背景资源的富足会让人铤而走险，而背景资源的缺失却又会使企业家在出事之后，无力迎战原本就不完善的法律。
袁宝璟的命运最终会如何收场，没有人会知道。
2000年，袁宝璟以400万的代价，为卓玛在北京保利剧院策划了一场舞蹈剧《乘愿再来》。当时，兴致盎然的袁宝璟担任总策划，为妻子卓玛的舞剧设计了这样一个故事：
“当卓玛经历人间无限的艰辛、欢乐和爱的情感后，领悟到生命伟大而丰富的意义：原来天堂就在人间。”
四年之后，卓玛领悟最深的依然是生命，那将有可能从卓玛指缝中突然消失的生命属于她的丈夫。卓玛会不会迷失在这天堂般的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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