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者中，有一部分被称为“唱空者”。他们经常发出盛世危言，媒体称他们的预言是“黑天鹅事件”，美国知名经济学家鲁比尼就因预言经济危机被《纽约时报》封为“末日博士”。
“中国经济下行会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原因是国内的生产过剩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这种‘内外需紧缩双碰头’的出现，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不断下行趋势，甚至爆发危机，而走出低谷的主要措施只有城市化。”这是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在2005年7月发出的预警，但在当时几乎无一人相信，学界称他的预言是黑天鹅。
然而，中国经济增速在2007年二季度达到14.9%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超过12%的季度增长率。黑天鹅事件还是出现了，王建对于宏观经济的研判和分析，开始受到更多人的重视。
时至今日，保八的增长目标也被淡化，7%—7.5%的目标被很多人视为合理区间。那么，在中国经济处于减速时期，经济结构亟待调整的关键期，王建如何解读当前以及未来的经济形势？
《英才》：有分析认为，当前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处于复苏阶段，而中国经济将长期向下，你如何判断当前的全球经济形势？
王建：刚过去的2013年，国内外经济形势在我看来都是在向危机爆发前的形态回归，即便有所复苏也是短暂的，而且是正在酝酿着新的、更大的危机。
2005年时我说2009年可能会爆发金融危机，不幸言中了。危机爆发以后，我说中国经济可能会有一个往下跌的过程，后来我们出了4万亿方案，我说中国可能是率先走出金融危机。到2010年以后我又做了一个预测，中国经济有可能会继续下行，现在看来又说中了。
我为什么坚持这个说法呢？危机爆发的原因和新全球化产生的原因，是完全一样的。在冷战结束以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回归到世界经济体系，以非常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和发达国家竞争，使他们丧失了实体产业的竞争优势，最后他们从实体产业转向虚拟经济领域。这样的转移同时，又把实体产业转到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他们自己玩金融。于是就出现了我们向美国出口产品，美国用金融产品跟我们换实物产品，这样的过程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这本身就酝酿着危机，因为实体经济削弱了以后只能是一个泡沫的发展，而泡沫早晚有破的时候。在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也想走回实体经济的老路，提出所谓“再工业化”，但未见成效，被迫走回老路，就酝酿了新的危机。我认为，2015年会有新的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可能就在7月前后。
《英才》：美股创新高，欧洲，日本股市大幅上涨难道是新一轮泡沫吗？
王建：如果有实体经济的复苏支撑，股市和房地产的繁荣是正常的。但是，直到2012年美国的GDP才恢复到危机爆发前的水平，直到2013年11月，美国的工业指数才回到危机前的最高点。股市和地产的繁荣，不过是在走回原来导致金融危机的老路，是新的泡沫在形成。
美国股市是泡沫，还可以看美国股市的市盈率。美国罗索2000指数反映中小企业股价水平，去年的市盈率居然高达75倍，道指和标普的市盈率也在17-20倍之间。去年中国经济这么好，A股的市盈率只有9倍。因此美国的股市这么好，不是他们的经济好，而是靠他们超宽松的流动性的支持。
伯南克在最后一次在职演讲中说，美国不会结束宽松货币政策，只是方法有变化，是“用特殊的方法来维持QE”，背后其实就是让这些金融机构去买乱七八糟的金融债券，继续发金融商品，让中国等其他国家来买，形成资产项下的顺差，然后去维持经常项下的逆差，还是玩的危机前这一套。是泡沫就有破的时候，这个泡沫我看今年可能还破不了，到明年破的可能性就很高。
日本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比美国还要疯狂。第一支箭是货币政策，第二支箭财政政策，第三支箭怎么也射不出去，他说是要吸引民间的投资，由投资增长来带动收入，带动整个经济的恢复。但是这样的政策真能拯救日本经济吗？事实是日本居民收入在2013年居然下降了0.4%，这是很多年都没有的现象。
虚拟化成为一种趋势，用货币财政政策是救不了的，再宽松的政策也是救不了的。从日本的情况可以看出，导致发达国家经济虚拟化的因素，即使在危机爆发后也仍然没有消失，反而是在继续发生作用，这就不可避免地会酝酿出新的、更严重的危机。
《英才》：你曾经预言中国经济将持续下降，当前是否仍会延续这样的态势？
王建：中国经济现在的问题就是没有解决现在生产过剩的难题，外需萎缩，可能会导致新的下跌。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产能释放的高峰期，从2011—2013年，我国产能释放超过投资增长（即新上项目需求）8个百分点，而在这之前，都是投资增长速度大幅度超出产能释放4—5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产能过剩日益严重，并且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再加上外部需求继续萎缩，估计中国经济在2015年有可能会面临GDP“破6进5”的风险。
《英才》：你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王建：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生产过剩，出现生产过剩的根本原因，就是分配差距太大。观察生产过剩程度的一个重要角度，是看社会总需求中消费所占的比重。2013年前三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5.9%，比去年和前年都显著下降，前三季度7.7%的增长率主要是由投资贡献的。
消费在分配机制作用下在继续走低，出口需求的上升也只能是暂时的，未来也要走低，由于没有新的需求发生而前期建设的产能仍在投放，投资回落的速度甚至可能会高于消费与出口。所以，在没有发生大的改革和调整使中国经济真正能转入内需引领前，经济运行就不会改变下行曲线，即便有时出现反弹也难以持久。
我所担心的是，三中全会的改革，重点是放在了提高企业的效率上面，比如把放宽市场准入、减少项目审批作为改革的重点，这基本是在延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向企业和市场简政放权的改革思路，但是在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后，目前中国经济体制中的主要矛盾已经从生产流通领域转向了分配领域，需要调整的是企业与居民以及居民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了。所以，如果改革的重点摆放得不准，改革就难以收到明显效果。
《英才》：你认为未来改革的逻辑和路径是什么？
王建：我认为最主要的矛盾是生产过剩，所以改革和结构调整都要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否则就难以见到成效。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效益问题还是分配问题？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决定着改革和调整应该围绕什么中心来展开。
有些人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仍是经济效益太差，因此改革的中心就应当是围绕着进一步向市场和企业放权来进行，我对此并不赞同。必须承认，中国目前的企业和市场效益与发达市场经济体相比，差距仍很大，还有很大的改善余地。但是也必须看到，中国经济效益的进步速度，已经远远超出了世界其他国家。衡量经济效益的综合指标是劳动生产率，新千年以来的十多年中，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是世界平均速度的5倍，是发达经济体的10倍，比金砖国家中最快的印度与俄罗斯也快了一倍以上。
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形成，企业获得了较充分的生产经营和投资权。因此阻碍效益进一步提高的矛盾，已经从生产领域转向了分配领域，因为只有在社会总供求基本平衡的时候，企业效益才可能最大化，而生产过剩所引起的市场需求萎缩，则是对企业效益的最大吞食。
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仍然认为主要矛盾还是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不够，那这样的改革和调整就让我很担心。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衡量企业效益的最综合指标就是利润，如果过剩更加严重，PPI继续下行，企业利润就难以增长，那么用什么来衡量改革的成功与否呢？
此外，如果不触动分配机制，企业即便效益水平提升了，利润仍然归老板而不是员工，改革的成果就不会惠及民众，就难以获得社会广泛的支持，反而可能会由于企业利润增长，进一步加重生产过剩。
当前的经济形势已经说明了这个趋势，虽然经济已经连续三年下行，但消费率不升反降，说明企业家阶层在生产经营困难的时候，会更加倾向于通过压低工资水平来保住企业利润。所以，生产过剩才是主要矛盾。
《英才》：具体应该如何改革？
王建：解决生产过剩就要缩小收入差距。在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形成还有其特殊性，就是城乡差距过大，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所以推进城市化是缩小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举措。
其次是税收改革。全部税收占GDP的比重，中国目前不到20%，需要提高20个百分点以上。从个税看，目前占税收总额比重不足5%，需要提高60个百分点以上；同时，要从目前以产品税为主的间接税制，转向以所得税为主的直接税制；目前中国的个税2/3是工薪阶层缴纳的，今后要转向主要由高收入人群缴纳，低收入人群则以低保和社会福利等形式，从政府获得转移支付。
再次，必须配合政治体制改革，因为调整分配关系的难度，其实并不在于要大幅度提升对富人的征税，而在于这种对分配关系的大调整是否会让中国的富人相信，这是一件对他们也有好处的事情。
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了中国要走彻底市场化的道路，1997年的十五大已经指明了中国在跨入市场经济体制后，政治体制应该怎样改，但十几年过去了，这方面的改革却进展缓慢。
生产过剩危机正在向中国逼近，调整分配关系已经迫在眉睫，大改革时代再不到来，中国就没有办法摆脱危机。所以改革要和危机赛跑，中国可以利用的时间可能已经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