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放缓的经济增速，新一届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应为何事？深化改革之路又该如何行进？换一个视角，或许有更多思路。
直击中国经济核心议题，多位中国政府的高层领导、近百位世界500强企业的领袖以及数名蜚声国际的经济学家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会上献策建言，以不同视角论道中国改革。
地产前景、金融趋势、粮食危机、医疗体系……议题越是切中要害，就越需要真知灼见。而《英才》记者于会议期间采访了数位跨国企业领袖和顶尖经济学家，力图求解中国改革的深层次问题。
500强领袖建议中国
休戚相关，荣损与共。在全球高度一体化的今天，中国市场若有些许闪失，即便是跨国大鳄也无法避免受到冲击。在《英才》记者的采访过程中，多家世界500强的掌舵者积极对新一届中国政府献计献策，内容涉及环境、能源、金融等多个领域，不一而足。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受访的世界500强企业领袖都看好中国经济的未来。
2012年《财富》世界500强排名
第11位:道达尔集团
道达尔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马哲睿（Christophe de Margerie）
“仅就能源行业而言，新一届中国政府所制订的目标应该更具可行性，比如在页岩气领域。”——马哲睿建议中国在包括页岩气、页岩油、煤层气等非传统能源领域里进一步创新发展，并“需要更好的合作”。
根据2012年3月13日发布的《页岩气发展规划（2011—2015年）》，中国将在2015年实现65亿立方米的页岩气产量，但有国外观点认为这一目标较难实现，因为中国的大多数页岩气资源埋藏较深，且地理位置不佳，开采、建设成本更高。截至2012年底，中国仅进行了约80个页岩气开采点和评价井，商业性开采量十分微小。
作为全球第四大油气集团，道达尔具有成熟完善的页岩气开采技术以及丰富的开采经验。近期，道达尔与中石化合作开发页岩气的谈判已进入收尾阶段，待相关主管单位批准后就将进行资源评估。
2012年《财富》世界500强排名
第38位：日立公司
日立公司总裁 中西宏明（Hiroaki Nakanishi）
“找到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对中国来说十分重要。”——中西宏明建议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不应该只注重“硬件部分”而忽视了“软件”，比如教育、医疗等方面。“所有基础设施的建设都是为了人们能够拥有好的生活品质。”
在接受《英才》记者的采访前，中西宏明正在准备为本次论坛做的一份演讲的幻灯片，内容与城镇化相关：一是城镇化面临的难题，二是城镇化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其中提到了日本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从城市群的规划、市民参与的过程和服务设施的建设等方面提出解决方案。
到2011年末，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近一段时间，无论是在中央的经济工作会议还是在全国各地的讨论中都认为，城镇化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房地产开发商乐意从中分享成果，但如何让城市更富有“人情味”，是每一个进入城市的人共同的愿望。选择进入城市并不只是因为这里能够获得更好地收入和资源，归根结底，人们选择进入城市是为了过上更幸福的生活。
2012年《财富》世界500强排名
第53位：汇丰集团
汇丰集团行政总裁 欧智华（Stuart Gulliver）
“中国眼下正在经历一波规模巨大的城镇化进程。无论是治理污染还是发展清洁能源都需要巨大的投资，这自然需要一个更加发达的金融市场来支持。”——欧智华建议中国解放金融市场，发展债券市场。
接受《英才》记者采访时，欧智华表示中国现在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但显而易见——中国的金融市场化进程却十分缓慢，因此政府要进一步松绑。“因为中国现在仅凭银行去做，存款的规模并没有大到能够应对城镇化进程的需求。”
无论是当年“美国铁路大跃进”还是“运河经济”，发达的金融市场为整个国家的建设提供了扎实的资金保障。甚至有专家认为，南北战争北方获胜的原因便是金融的胜利。在发达国家，资产证券化为大规模的投资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2012年《财富》世界500强排名
第268位：ABB集团
ABB集团董事长 冯恩博（Hubertus von Grünberg）
“对中国这样经济增速抢眼的国家来说，可能面临的问题并不只一个，会有很多。”——冯恩博的建议是，“继续向前，保持性格中优良的品质，避免犯错，你们可以从过去整个世界的发展中吸取经验。”
有趣的是，冯恩博向《英才》记者表示，中国应该坚持“走中国特色的道路”：“举个反例，比如你们太过认同在我们的经济基础和体制下形成的共同货币，这并不一定适合你们，你们有自己的货币。还要避免无休止的争论，我们为新能源体制找到合适的后续政策争论不休，而中国争论不多，行动却不少。”
与中西宏明一样，冯恩博也准备了一份关于中国城镇化面临的诸多挑战的幻灯片，他说中国是世界上城镇化最快的国家，未来可能会面临能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问题。不过，冯恩博亦告诉《英才》记者，他对中国政府领导人十分有信心——“一直以来，他们决策并制定适合中国本土的解决方案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撑。总而言之，我看好未来中国的发展。”
2012年《财富》世界500强排名
第309位：爱立信集团
爱立信集团董事长 雷夫·约翰森（Leif Johansson）
“新一届中国政府需要一直关注、解决环境问题并改善整体生态环境，以实现惠及全民的和谐发展。”——雷夫·约翰森建议用环保的方式把一些资源组合在一起，比如“服务业和制造业完全可以共处，大小企业也可以共处。”
雷夫·约翰森认为人类社会已经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之中，这给全球企业带来很多机遇，能源供应、能源的可及性、续集中化能源的供应已经开始显现，例如通过ICT网络的能源应用、智能电网等技术。所以，企业应该想想可以做些什么。
全球智库把脉中国改革
“谁能给我一个只有‘一只手’的经济学家？”美国前总统杜鲁门这样抱怨道，因为经济学家们最爱叨咕的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
与企业家的冒险精神不同，经济学家往往是从更加理性的角度思考问题，这就难免会出现“两只手”。而在国内，关于“破八”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讨论甚嚣尘上，比如中国特色经济增长能否持续，中国的未来需要应对的挑战有哪些，经济学家们给出的答案可能已经远远超过了“两只手”的范围。
“两只手”还体现在关于改革的讨论上，市场的手和调控的手，究竟如何能够配合好，也始终是中国经济学家关心的话题。有人曾断言称，谁能够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便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接受《英才》记者专访的经济学家中，并不乏“诺奖”得主，而他们将对中国经济有怎样的解读？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中国）真正的挑战是把经济增长与和谐发展、公平分配和改善环境等诉求相结合。”
《英才》：仅当下而言，中国面临何种挑战？
斯蒂格利茨：对于当下的中国，真正的挑战是把经济增长与和谐发展、公平分配和改善环境等诉求相结合，更加注重增长的质量。中国政府需要通过详尽的调查和研究，制订一个综合的、注重增长质量的计划，同时加强执政的透明度。诚然，中国现行的经济增长方式确实需要改变，但经济增速也未必会受到严重拖累，中国经济仍有可能维持在6%—8%的增长水平。尽管中国的人均产出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巨大的差距，但这一鸿沟并非不可逾越。
《英才》：新一届中国政府提出要深化改革你怎么看？
斯蒂格利茨：其实很多变化已经发生了，接着就应该把各项措施继续推行下去，但会有为数不少的既得利益者试图阻挠改革的进行。在任何一个国家，改革都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比如美国这些年一直在讨论税收、道路建设和政治献金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是一边改革，一边反思，因此我们不必过于在意改革将在何时完成。
十年之后，应该会有所不同。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关键是改革推进的速度能否赶得上经济变革的速度。”
《英才》：你认为中国现行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存在问题？
斯宾塞：众所周知，中国现行的经济增长模式肯定需要转变。现在需要关注的则是应该如何转变。如今中国已经进入经济结构调整期，某些行业的比较优势正在丧失，相关的公司也陷入了困境，但这是市场规律使然，不必讶异。不过许多国家无力应对这样的变革，结果经济增长大幅放缓。
过去一些国家也经历过高速发展后趋缓的阶段，但他们大多体量较小，且当时全球经济环境尚好、外部需求也足够强劲，进而成功实现了“软着陆”。而中国现在并不具备这样的内、外部条件，所以需求将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毕竟中国有着庞大的市场。换言之，如果需求不足，中国的经济增长就会被束缚。这是个巨大的挑战。
考虑到经济形势时刻处在变化之中，中国的改革也将一直持续下去，所以问题的关键已不是何时能够完成改革，而是改革推进的速度能否赶得上经济变革的速度。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迈克尔·博斯金（Michael Boskin)：“在资产泡沫的问题上，中国不会重蹈日本覆辙。”
《英才》：你认为中国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在哪方面？
博斯金：在中国经济的资产负债表上，资产项下规模不小。其中包括大量外汇储备和储蓄，而这些储蓄则大多通过银行流入到了国有企业；在地方政府层面，应对经济危机时大量信贷资产的投入，通过银行系统反映到地方的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中。
然而，其中的一部分并不起作用，甚至会形成坏账。这将成为一个问题，但我认为政府和央行有能力采取应对措施。如何应对取决于这些贷款的规模，由于一些银行本身存在的问题并不能够将这些债务进行重组。
更重要的是，未来中国将在社会保障方面大规模投入资金，因为政府有很多尚未提供的基础服务，这将对资产负债表的负债项产生影响。
《英才》：但这些问题似乎一直在被拖延？
博斯金：或许面对这些问题，在大多数国家会选择往后拖，这是人们的本性。像日本，出现问题之前大部分人并没有对此产生怀疑。
再比如，当我任职老布什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期间，我们经历一次金融危机，我们的银行里有许多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借款。在纽约的银行中，墨西哥有许多主权债。我们只有清除掉这些债务，经济才能够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正常运转。在压力之下，我们再也无法置若罔闻而拖延下去了。
《英才》：拖延都是因为问题解决的难度非常大？
博斯金：我认为中国面临的问题要小一些。尽管在地方政府层面存在一些泡沫，但并不至于产生像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那样的问题。目前，中国整体经济状况看起来还不错，但对此得保持谨慎。总之，重要的是要避免出现更多的不良贷款——如果继续这样放贷并且大部分都成为坏账，那问题可就越来越严重了。在这些处理不良贷款的同时，减缓地方政府轻而易举获得贷款的速度，只有这样，问题才会渐渐得到解决。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总裁——克里斯多夫·拜尔(Christoph Beier)：“中国需要注重增长能力建设，应以人为本。”
《英才》：你最关注中国发展会出现怎样的变化？
拜尔：我更关注发展能力建设方面的问题。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增长强劲的阶段，但如果想要保持这种势头，首先应该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因此，中国需要建设发展能力以促进知识创新，生产更好的产品。比如改善教育方面；另外一方面，为使庞大的人口取得更好的就业机会，中国需要提供更多职业培训并懂得恰当地使用人力资源。
我认为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正如那句口号所言——以人为本，这正是中国需要的。
《英才》：你如何看待新一届政府频繁提出的“改革”？
拜尔：实际上，中国一直处于改革的过程中。以上所称的职业培训、更好利用人力资源这本身也意味着一些改革措施，中国需要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获得教育的机会、享受基础公共服务的机会。这对于利用人的发展能力至关重要。
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在于自主创新能力，而研发对此便显得十分重要。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在生产方面已经十分成功。但如何生产更高质量的产品、更多的原创技术是中国所需要的。我始终相信中国政府会明智地在科技和创新方面做出更多投入。
忧虑中国房市
讨论嘉宾（顺序按大会发言顺序）
01｜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胡存智
02｜绿地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张玉良
03｜高富诺集团董事长|莱斯利· 诺克斯（Lesley Knox）
04｜瑞安集团主席|罗康瑞
0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 任兴洲
主持人
英才杂志社社长｜宋立新
把房子和婚姻放在一起讨论，不只是在结婚前，还可能在离婚前。当然，并不是真的离婚。
不出意料，一个月之内，“国五条”的实施细则纷纷落到各地。其中北京地区“单身限购一套房”的措施，再次将调控的阀门拧紧了一圈。甚至有人为了能够多买房子，夫妻二人采取了“离婚——买房——结婚”的手段。
愈发严厉的调控政策似乎正是在回击2012年末至今年初北京房价的一轮疯狂上涨，据相关统计，北京市2月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增幅达7.7%，二手住宅增幅为6%，实为近几年罕见。
恰逢“国五条”细则出台前的窗口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会上，举办了一场关于中国房地产行业“近忧和远虑”的讨论，嘉宾来自政府、国内企业、跨国公司、研究学者等领域，每位嘉宾从不同角度对眼下中国房地产行业遇到的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似乎也在预示着中国房地产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胡存智：“土地的供应对满足城镇化和住宅市场的需求是足够的，如果按照每年的城市化率进城的人口量，以及需要的住房面积来算，每年的土地供应量是供过于求的。”
胡存智给出了一组数据：如果是按照容积率1.5来计算，可以建出的住房面积达到84.36亿平方米，如果按照人均30平米的标准来计算，可以满足2.82亿人的新增城市人口的住房需求。而在此期间，真正进入城镇的城市新增实际人口只有1.67亿。
然而，在一线城市仍然出现了抢购和房屋价格上涨的局面，胡存智将原因归咎于投资性需求过于旺盛。他认为，吸取现有调控政策成功因素之后，应该将调控引向深入。在保证未来土地供应充足的基础上，胡存智认为应该做好三件事：
首先，应适时地把成功的行政手段转为经济手段；第二，调控政策应该有针对性，根据每个城市不同的市场特点进行调控；第三，通过增加房地产保有环节的税收，将投资、投机性需求引导在两套房以内。
任兴洲：“截至2010年，中国积累的存量住房是179亿平方米，2.2亿套的住房，按照2010年常住人口的家庭户来算，达到了户均1.02套的住房，这是总量。1.02套不完全是成套的，成套的住房，包括厕所厨房的是0.73套。”
“中国住房最短缺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任兴洲说，但她认为，在不同城市的房地产供需情况会出现分化，比如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住房需求量依然很大，可能还会存在住房短缺的情况。而在一些三、四线城市，比如鄂尔多斯和温州，住房供给过剩。
对此，任兴洲表示，不应仅仅关注住房数量的发展，更应该提高质量。而在调控方面，“一刀切”的做法对目前的情况也不适用。
在“国五条”的压力之下，2013年中国房地产的走势愈发不明朗。任兴洲判断，房地产行业的走势主要取决于调控政策和金融两方面。
在调控政策方面，“国五条”实施细则将对各地的二手房市场产生巨大影响，而这种影响也将传导至新房市场；另一方面，金融政策则会直接影响家庭房屋的购买力，因此她建议在金融政策调整时，应采取相应的“对冲措施”以降低对房地产市场的冲击。
张玉良：“‘国五条’从宏观上来说是需要的，但是执行上应有更大的差异性，因为中国各个城市差异太大。有的地方需要限购，有的地方不限购也没有人买，因为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口已经不再导入，甚至还在导出。”
去年，绿地集团房地产领域的销售额已突破千亿大关，张玉良告诉《英才》记者，这得益于自身战略的转型。
但在城镇化的大背景下，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大趋势似乎没有转变，加速城市化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为未来十年的房地产市场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即使房地产行业现在遇到了一些挑战，可张玉良认为，无论是“近忧”还是“远虑”依靠自身的努力都能够得到解决。
与以上两位嘉宾的观点类似，张玉良认为目前房价上涨较快的现象仅出现在一线城市和部分省会城市，而全国绝大部分城市的房地产市场状况平稳。
关于房价，张玉良认为应该综合考虑其中的税负问题。他发现，开发商一般的税收在房价中占比约为20%。而在供不应求的城市中，税负客观上便转嫁给了消费者，若再加上土地供应中的税负，更加重了房价中的税收比重。
莱斯利·诺克斯：“反我认为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保证建筑的质量，让建筑物可以长久存在，并且让中国人能够对建筑的质量感到自豪。”
作为一家成立超过300年的公司，高富诺集团在房地产领域有着足够的资历去讨论房地产行业的发展过程。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从兴起到兴旺的20年里，高富诺集团从一开始便已关注中国的投资机会。
莱斯利认为，尽管房地产市场十分具有吸引力，但更应该关注长期的发展，选择建造一座房屋“至少要看未来25年，甚至有些房屋应该有100年以上的历史”。
她举了一个例子，海外房地产市场的中国买家很多，比如在香港和东京，而他们十分看重房屋的质量，只有买到质量足够好的房子，才能够实现长期的保值和增值。
而在国内，人们似乎更倾向于投机房地产市场，希望房子在短时间内巨大升值以获得收益，并没有人考虑到几十年之后，房屋的质量足以保证相应的价值。
罗康瑞：“今天似乎房地产的问题很多，但我自己对土地和房产是充满信心的，我认为最重要是加快建保障房，让低收入的阶层有他们的保障，这是很重要的。”
房价快速上涨的问题似乎并不只在大陆地区，罗康瑞认为香港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而原因包括资金的泛滥和缺乏足够的公屋（香港公共住房）建设。
香港政府许诺的三年建造出足够的公屋，在罗康瑞看来十分困难，“最快也要70多个月”。保障房的供应对房地产市场将有很大的影响。
我国将在“十二五”规划期内建成3600万套保障房，而保障房的资金来源则面临巨大的压力，在香港，政府会邀请民营企业参与建设保障房，罗康瑞建议国内可以适当考虑引入民间的资金或者开发能力，通过政企合作来解决资金问题。
高端对话平台如何聚人气
文|本刊记者 张军 图｜本刊记者 孟杰
西门子、壳牌、汇丰、大众、道达尔、IBM、福特汽车、BP、卡特彼勒、宝洁、马士基、陶氏化学、诺华、力拓、联邦快递、米其林、ABB、爱立信、施耐德电气、达能、美铝、礼来……是怎样的魅力将全球500强企业中68家的董事长、CEO聚在一起？
又是什么动力驱使包括斯蒂格利茨、迈克尔·斯宾塞、史蒂芬·罗奇、尼古拉斯·斯特恩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内的数十位全球知名经济学家特意为之留出三天时间？
相信稍微关注中国经济的人都会听说过“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凭借沟通中国政府高层与跨国公司领导层的特色，时至今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影响与地位已经不容置疑。
13年前，国内没有什么大型、高质量的论坛。当时，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陈清泰参加完达沃斯论坛后，认为中国也应该有一个自己的论坛。和有关部门、企业沟通后，2000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推出了中国自己的高端会议——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接近高层的资源
《英才》：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拥有现在的影响与地位，最主要的依托是什么？
卢迈：论坛的出现满足了中国在这个时期的需要。论坛本身的宗旨是“跟各方对话和沟通”。本届论坛的宗旨更明确，“与世界对话，谋共同发展”。
由于中国经济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在2000年论坛筹备之初，西方企业对于了解中国经济的发展政策、方向等，已经有强烈的沟通需求。金融危机之后，国外企业更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市场、最重要的投资地和最有潜力的合作伙伴。第一届论坛，参与的跨国公司是11家。而今年，参会跨国公司达到了68家。这个变化是很大的。
有接近高层的资源——企业愿意参与；也有政治资源——领导需要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这些资源结合起来，为基金会开展工作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
对话沟通应该是合作的基础。相互了解，相互支持，达到一定程度上的理解与默契，也是论坛取得今天这样成绩的原因。中国政府始终把论坛作为对外进行多方外交、积极外交的一个重要平台和渠道。
讨论比什么都重要
《英才》：今年中国发展高峰论坛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卢迈：今年的论坛保持了一贯的“高层次、适度范围、对话沟通”的特点。
说到“适度范围”，论坛的正式代表原计划只有60人，后来逐渐扩大到70、80人，今年则是103人。如果有些论坛把参会人数作为标准，那对我们来说，标准要反过来——人太多不是好事。我们邀请代表是根据会议的时间总长，计算分摊发言时间后确定的人数。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特点之一，就是保证参会者都有充分的发言时间。明年，论坛的代表一定要控制在90人以内，选择要再精一些。让大家把话说出来，有时间讨论，这比什么都重要。
《英才》：怎么保证参会代表说出有质量、真实的话？
卢迈：今年的议题是从去年8月开始讨论的。我们还会结合当前国内、国际的热点问题。比如说雾霾天气、水污染。另外，我们会搜集参会者的近期言论与关注重点，适当安排在相应环节，加大环节的深度。
今年的最大改变是会前组织了专题委员会，28家公司参加了进来。其中27家企业加入了六个专题委员会，另一家与基金会合作做了“中国投资环境调查”。此外，还有一批公司为会议提供了专题研究。比如现在热议的微信收费。针对这个话题，腾讯给论坛提供了一份报告。即便这份报告的观点与最终政策有差异，起码意见在这里能够得到充分表达。
《英才》：承办论坛的工作难点是什么？
卢迈：开始的时候请人难一些。随着论坛影响力的增加，涉及到的领导层次越来越高，方方面面的协调工作也越来越难。
把他们变成铁哥们儿
《英才》：论坛的结果对今后政策的影响会有多大？
卢迈：从第一届开始，论坛结束后基金会都会整理一份综述，上报国务院。但论坛主要功能是对话沟通，思想碰撞，产生的火花有时候能够转变，但不会那么直接。比如前年，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提出，中国可以用现有的外汇储备，在非洲搞一个开发银行或者开发基金，既可缓解产能过剩，同时也帮助非洲发展。他的讲话有两个作用：对国内是建议；对外，他是以外国人身份说的，不是中国人自说自话。这样的人越多，对于我们改善国际环境越好。这些年，论坛很是交了几个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外国朋友。比如马丁·沃尔夫、罗奇、斯蒂格利茨。
中国现在需要做的是找朋友，再进一步把他们变成铁哥们儿，要有一批理解你、支持你、替你说话的朋友。企业界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如果他们站定立场，会坚持。所以，中国高层发展论坛始终保持听取意见的态度，这点让外方记忆深刻。
美国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博格斯坦2002年参会以后，写了一篇文章说，当他坐在论坛现场总是怀疑，难道中国政府就这样坦率地讨论各种问题，这是真的吗？会不会是一种给外国人看的表演？听了两天的会，他确信自己看到的是真的。直言不讳的发言与交流，以及官员的认真回答，不可能是导演出来的。
主题上报总理办公室
《英才》：关于论坛，你能否介绍一些小插曲？
卢迈：历届总理对论坛的关注总是让我印象深刻。从朱镕基总理开始，到温家宝总理，再到李克强总理，他们对论坛都很关注。有些议题，都是他们亲自安排的。
比如第一届论坛，朱镕基总理在会见工作人员时就提出论坛要讨论社保问题。其他各届的主题也都上报过总理办公室。其中有一年，温家宝总理对于论坛计划讨论的“国际金融后危机时代”等议题提出不妥。他认为，当时——应该是2009年，还远不到后危机时代。现在看，这个判断还是很准的。
李克强总理对论坛同样高度关注，不仅会见了外方代表，还把论坛的情况告诉了以前没参加过论坛的张高丽副总理，强调这个论坛要参加。
此外，还可以领略历届总理的睿智与风采。有一次，朱镕基总理让外方代表在他面前直接展开关于经济形势的辩论，充分体现了论坛的真实性。
温家宝总理则对外方的问题对答如流。第一次会见外宾时他就风趣地说：“有人说我有点儿像电脑。”说完，他确实凭借记忆就一些代表关心的细节、数字现场给以回答。尤其在他担任总理的最后两年，他都是和参会代表一一握手，并辅以几句鼓励的话。
李克强总理今年的开头很有意思。他说：“原来是我在台上讲，今年反过来，让你们讲。”他则认真坐在台下听取代表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