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造就了令别国艳羡的社会财富和资本积累，比如3.2万亿美元的庞大外汇储备和高达52%的居民储蓄率。
然而吊诡的是，中国的实体经济却因为得不到资本的输血而频现危机。得益于整体经济总量的攀升，中国的银行体系日益庞大，几大国有商业银行也连年占据全球银行排名前列。让人费解的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中小企业却因为融资难继续深陷困境。吴英案、温州中小企业老板“跑路潮”、高利贷频现等一系列民间借贷事件,叩问着中国金融体系的健全程度。
中国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中国的银行储蓄世界第一，但中国的企业却缺钱。从资金的供给者到资金的需求者之间，似乎有一道鸿沟将其隔断。值得思考的是，这些巨量的资金都去了哪里？到底什么是扣在资本头上的紧箍咒？中国的金融抑制背后真正的根源是什么？这些问题不仅急切，而且牵扯到当下金融改革的核心问题。
金融掣肘
银监会主席尚福林日前透露，中国银行业新资本监管标准已正式发布，而与之配套的新流动性风险监管标准也将择期出台。
据悉，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共识，即在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中可能会取消75%贷存比这一硬性规定，但是贷存比监管仍将作为银监会对商业银行日常考核的一项内容。
一时间，关于是否取消贷存比这一高悬在银行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市场也有颇多争论，而由此引发的中国金融抑制问题则更值得关注。
众所周知，资本具有逐利性。资金流不到能够创造利润的地方，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必是有一些栅栏将其钳制。在万博兄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眼中，这些钳制性的掣肘，实际上就是当下不科学的信贷监管指标，其中就包括贷存比指标，以及高达近20%的存款准备金率和央行额度管理窗口指导。
“中国的企业缺钱，从资金供给到需求者之间有一道鸿沟把两者割裂了，上述三个指标便是扣在资本头上的紧箍咒。金融抑制导致真正的金融资源不能发挥作用，因此解除金融抑制非常必要。”滕泰对《英才》记者说。
事实上，这些金融抑制对当下的宏观调控也造成了干扰。由于贷存比必须维持在75%的红线内，银行贷款就必须以高额的存款为基础。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告诉《英才》记者，这段时间以来，银行的存款压力比较大。由于贷存比的限制，意味着贷款的增长就比较慢，即便是降低了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利息，但资金数量有限。银行存款拉进来的价格很高，使贷款的成本必然就高，即便下调贷款利率，银行也没有意愿以很低的利率贷出去。这使货币政策在扩张的时候形成了掣肘。这客观上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形成了干扰，使政策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对此表示赞同。他对《英才》记者表示：“贷存比制约了银行信贷的供给，并且不符合逆周期的调控意图，深层次造成了整个金融系统运行的扭曲。由于很多监管是以季报和半年报为参考标准，这导致银行季末猛抓存款以维持贷存比处于达标状态。但这最终会损害银行以及储户的利益。”
除贷存比外，过高的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央行信贷窗口指导，也对资金的流动产生了抑制效应。
滕泰表示，存款准备金率正常的范围应该是8%—10%，而中国去年最高居然达到了21.5%，这意味着银行每100块钱的存款金里，就必须把21.5元存在央行。即使现在降到了20%，还是全世界最高的，这造成了巨大的储蓄资本的闲置。
“我认为这是结构扭曲的现象。”曾刚坦言，“但从存款准备金率来讲，确实是高的。去年整个市场缺资金，高利贷盛行。银行系统有10几万亿的存款浪费在央行的账户上，而另一方面企业却因借不到钱饿死。”
为了对银行体系进行信贷指导，央行在金融危机后重新抓紧了窗口信贷指导这一指标。一位银行业人士对《英才》记者指出，央行的窗口指导，就是信贷的直接调控。2009—2010年，央行进行了强化，当时经济形势严峻，宏观调控需要政府介入。到2011年甚至加强到分季度、分月份进行监管，以实现额度控制的要求。
“从趋势上看，这种额度的管控是比较落后的手段，我认为这是特殊环境下向以前制度的回归，其目的就是渡过当前经济困境，但不应该长期存在。随着内外部不确定性的消除、贷款压力的减小，经济困难过去后，这理应放弃。”这位银行业人士表示。
误导资金价格
资金的钳制，也对中国资金的定价产生了误导，高利贷频现。《英才》记者从多位业内人士了解到，即便央行大力推行利率市场化，试图实现差异化的定价机制，然而资金数量上的管控导致价格层面的改革大打折扣。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数量上的行政放松更加重要。
鲁政委认为，利率市场化最现实的制约就是贷存比。“贷存比制约了利率市场化进程。比如说这次的存款利率空间上浮，本来是希望各家银行根据自身业务优势选择不同存款利率的定价，结果几乎所有的银行都上浮到顶，因为银行要吸纳存款，才可以放贷款。如果继续维持，还会导致银行对存款利率非理性一浮到顶、高息揽存行为的普遍出现，这将给利率市场化后的银行带来额外风险。”
从获取资金价格方面讲，这些金融抑制导致了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明显过高。
“一方面中国是储蓄资本最富裕的国家，而另一方面中国的企业又最缺钱。这些资本抑制导致流动性供应严重不足，民营企业资金获取的利率都到了两位数。”滕泰说。
而相比资金价格的非市场性，数量管控导致资金价格的误导更加值得深思。曾刚向《英才》记者分析指出：“利率市场化虽然是对金融扭曲的改善，但最重要的是数量上的管控。利率市场化本质是价格由供求决定，谁出价高资金就给谁，价格引导着数量的变化。但如果直接把数量管死，那价格还有意义吗？”
“原本希望价格越高，吸引的存款数量就更多，这是利率市场化的应有之义。但是去年决策层把贷款额度直接掐住了，出再低的利率也贷不出去，那利率市场化就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如果不把行政管控打碎，价格的放开起不到很好的效果，反而会出现误导，这就会导致大量民间高利贷的产生。”曾刚说，“因此，相比价格的放松，更重要的是放开金融管控。数量上的扭曲不打开，数量捏死，价格就没有任何意义。消除金融管控、行政管控，数量上的管控一定要放松，银行准入限制的放松，这是最基础的手段。”
滕泰也对此表示认可。“中国真正的金融抑制在于数量和额度的控制，并非价格的控制。当前中国居民储蓄手段非常单一，只能存在商业银行，虽然有一些理财产品、基金，但还是不够。那么在强迫储蓄的情况下，央行又管控存款准备金，再加上贷存比和窗口额度指导，在数量上使很大一部分储蓄资源不能转化为信贷。这些额度管控，使商业银行受理信贷资源不能发挥作用，所以首先要将这些数量释放出来，其次才有价格的放开。”
放松管控势在必行
从贷存比的历史使命以及科学性上分析，其所起的作用正在消散。上世纪90年代，地方政府对当地银行造成巨大干扰，央行为了破除地方政府的倒逼放贷行为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通货膨胀，国家将75%的贷存比写进了《商业银行法》。
“那个时候设定贷存比有其合理性。但是由此可以看出，存贷比起初并非作为一个流动性管理指标，而是信贷管理指标。央行试图给商业银行一定自主权，同时摆脱过分的信贷投放压力。但时至今日，没有必要再借助贷存比来监管流动性。”鲁政委认为，贷存比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取消是大势所趋。
滕泰则表示，中国的监管层对于金融体系过于谨慎。他指出，上世纪90年代中国银行业面临巨大的不良资产风险，中央政府通过剥离不良资产、注资、补充资本金、支持几大银行上市四个办法帮助银行渡过难关。之后在将近15年的时间内，保持存贷款的利率管制，其结果是让银行赚起了高额垄断的利润。为了防范金融风险，监管机构采取了过度谨慎的原则。一方面拼命地满足国际准则——《巴塞尔协议》，同时又给自己的银行加了好多紧箍咒，贷存比就是其中之一。
“从趋势上看确实是有破除它的必要，因为当初制定的时候未必科学。”曾刚对《英才》记者说道，“银行现在的负债和流出都是非常多元化的，存款和贷款只是其中一部分。有些国家的银行存款占比非常少，因此用这个指标兼顾整个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匹配的状况肯定会出现偏差，因为存款只占其资产负债的一部分。有可能这块指标是达标，但整体流动性可能不达标，有可能这块不达标，而整体却是达标的。因此用贷存比对银行体系的流动性监测并不科学。”
资料显示，全球除中国外基本上没有国家利用贷存比进行银行流动性监管。最新制定的《巴塞尔协议Ⅲ》，也完善了流动性的监管内容，其中包括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比率。据业内人士分析，相比贷存比，这两项指标更加科学合理。
“我国在1995年前后推出的贷存比指标，那时金融市场几乎不存在，在那时似乎是合理的，但如今已显得过于简单。本次危机之后，巴塞尔委员会也开始对银行业的流动性风险予以高度重视，并引入了两个全新的流动性监管指标，其基本上是以全球最复杂的美国金融系统为蓝本。在范围上，应该可以涵盖目前复杂程度尚不及美国的中国金融市场。既然中国明年就要实行新的《巴塞尔协议》了，那么，贷存比已经没有必要存在。”鲁政委说道，“从另一个层面讲，如果不把它作为流动性指标而把它作为信贷控制的指标，而央行已经有自己的动态差别存款准备金率，那么，贷存比到底是隶属于货币政策还是监管政策？显然从监管层面讲，贷存比已经完全失去其应有的作用。取消贷存比是当下最为迫切、最现实的问题。”
“解除中国金融抑制最关键的因素不是价格因素，而是数量上的因素。”滕泰认为，“应该在老百姓的储蓄和企业的贷款之间架起一个桥梁，而不是制造一个鸿沟。首先是打破商业银行的垄断，开放民间借贷渠道，然后让民间资本可以入股商业银行，也可以进入信托、融资租赁、成立信贷公司等等，让他们可以绕过商业银行把资金和供求打开。同时中央将存款准备金率下降至市场化水平，把闲置的资源从央行的账户上释放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