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税收政策的变迁折射着经济层面的嬗变。
随着制度的回潮，红利的消散，中国经济面临减速风险，税务改革的大幕再次拉开。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节点，《英才》记者就财税改革相关问题，对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会长许善达进行了专访。
工科出身的许善达，却选择了经济学专业继续深造。多年的财税工作以及7年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的经历，让他深知税改的复杂与艰辛。
他认为按家庭征收个税还面临诸多困难，他反对房产税，他认为分税制改革的实施办法需要改善。在他看来，中国税制改革，仍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财税与GDP非对称
《英才》：中国财税收入增长多年高于GDP增速。2011年财政收入10.4万亿元，同比增长24.8%，但G D P增速却同比回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差？
许善达：拉动G D P有三个因素：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其中，税收与投资、消费是正相关关系，投资增长税收增长，消费增长税收也增长。但是，税收与净出口的增长却是负相关关系，净出口越少税收越多，净出口越多税收越少。
我国同等金额的商品进口征税比出口退税多。2011年顺差1500多亿美元，进口征的税（不计关税）比出口退税多了3000亿；今年顺差在减少，对G D P是负效应，但是税收反而增加得更多。另外，经济结构中低税负的部分，比如农业增长速度慢，而高税负的二、三产业增长速度快。
同时，税务局的征管力度一直在提高。税基不变的情况下，征收率提高，税收增长速度就会超过G D P增长速度。所以，税收与GDP同步增长的逻辑是不成立的。税收增长速度与经济发展速度不一致，是正常现象。
《英才》：数据显示，中国财政支出中，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占比大约29.3%，而发达国家达到60%。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许善达：中国的财政支出中，用于国有经营性资产的支出比重，要比发达国家高得多。国有企业资产占的份额很重，而且还在不断增加投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谓的“政府基金”，也就是政府从GDP中提取的份额，最后大部分都给行业投资了。比如电力发展基金，从每度电价里头收几厘钱，最后大部分还是投资到电力行业了。另外，这涉及到不同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战略问题。从企业自身来讲，对资本的需求是无限的，要发展就需要投资。而投资需求是无限的，有多少钱都不够,这是现实的情况。
《英才》：国外出现这种情况，是怎么做的？
许善达：美国金融危机的时候，政府认为一些企业大而不能倒，就收购了很多企业资本金，出钱购买企业股票。等企业经营状况好转后，再把股份慢慢卖掉。1997年香港金融危机也是这样，政府出钱购买股票抬高股价，等市场好转后再高价卖出，并且给公民分红。政府出资买企业的股份是正常现象。至于怎么处理，中国和其他国家在战略上是有区别的。
从企业角度讲，不增资是不行的。企业经营规模大了，资本金就不够。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增资。但是从政府角度讲，增资是主动的，政府认为这些企业是优良的，要分红就要增加对其投入。
对于国有经营性企业的回报与全体公民的关系，美国人认为，税收的钱是全民所有，但企业是市场的，他们的原则是政府要离开市场。而中国的战略是，政府在市场里必须占有一定份额，不但不能出售自有股份，还要继续追加。这是战略上的两种差别。
《英才》：当前这种“高税负，低福利”的现状，应该如何调整？
许善达：我们国家财政支出中，对国有企业投资性投入比重偏大，相对用于民生就偏小。所以，对待国有企业的战略要有所改变。政府必须想清楚要准备投入多少，同时要拿回多少。以工商银行为例，财政部是它的大股东，财政部每年都获得百亿元量级的分红。但是，等工商银行增资的时候，为避免股份被稀释，财政部又得投回一部分资产。
因此，我们必须编制国有经营性资本预算。要弄清楚整个国有企业一共有多少资本金，有多少负债，以及总资产、净资产和盈利回报情况，盈利回报里政府又把多少钱投到国有企业，多少钱用于公共服务。
现在不少学者在争论增加或减少国有经营性资产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认为，编制规范的国有经营性资本预算是必要的基础工作。这项工作做好了就可以为统一思想形成共识提供依据。
减税的关键
《英才》：个人所得税方面，舆论一直在呼吁上调起征点，一些“两会”代表也提议将起征点上升至5000元。你曾建议个税与CPI挂钩。这种方案目前可行性如何？
许善达：我不赞成每年讨论数字。讨论数字是没有意义的，讨论一次起征点社会成本是非常高的。我认为，法律应该规定一个跟CPI挂钩的指数和公式，老百姓和政府都能算出来。对于普通收入人群，起征点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股息红利税负还有降低的空间。
《英才》：对高收入人群的税收，有什么办法更好地实现调节分配差距？
许善达：对于高收入人群的税收，最大的问题不是税率，而是监督管理。越是高收入人群，收入来源越广泛，越是低收入人群，收入来源越单一。美国税务机关有权随时调查收入来源，但中国的税务机关目前没有法律保障，也没有技术支持来获取收入信息。根据现有法律，税务局只有立案才能调查收入来源，日常工作中无权调查，不掌握这些信息，税收就无从谈起。因此，对高收入群体税收监管的矛盾大于税收制度的矛盾。
尽管我国税收制度对高收入群体的法定税负不轻，但实际征收率不高。改革的方向，是降低法定税负水平，同时加强监管提高征收率。对于个人所得税改革，按照家庭征税是大方向。中国人均收入才4000多美元，按家庭征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税负水平跟用什么制度没有关系，什么制度都可以收重税。税负水平与按家庭还是个人征税也没有绝对关系，科学的税制必须以征收监督管理为前提。税制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不能征管，能征管的税制才是科学的税制。如果征管的力量特别弱，税收的调节作用就很难实现。
《英才》：结构性减税的突破口和总体思路是什么？
许善达：上海已经开始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这是结构性减税中最重要的内容。全国营业税的规模1万多亿元，上海1000多亿元，进入改革试点范围的规模为300亿元左右，减税额度估计100亿元左右。
上海试点单位12.5万户，8万多户是小规模纳税人。原来按5%税率缴纳营业税，调整为按3%缴纳增值税。我估计全国推行的话降低的税负可达到1000亿-2000亿元。现在试点只涉及10个小行业，如果几年后全国范围推行，税负将是普遍下降，这是最大的结构性减税。征
房产税异想天开？
《英才》：分税制改革后，一些地方土地收入占据地方财政将近一半，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收入，有评论称这是造成中国房价迅猛飙升的重要原因。你对房产税的态度是怎样的？
许善达：我不赞成房产税。很多人对土地财政持一种负面看法，我不这样看。土地价格不是随意定的，必须经营好了才能卖个好价钱，最终要体现在市场房价和租金上。土地卖高价是市场经济水平发展的标志。全世界来看，哪儿的地价高，哪儿的经济发展水平就高，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伦敦的房价比北京高，伦敦的经济发展水平也高，难道伦敦不好吗？
《英才》：房价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系，但中国存在居民收入与房价不匹配的问题，这如何解决？
许善达：居民收入与房价不匹配，要具体分析居民收入与什么房价不匹配。政府应该提供足够数量的保障房与普通商品房，必须要满足公民基本生活的住房。这样的房价政府是应该控制的。政府还要保证居民收入与保障性住房和普通商品住房的房价匹配，比如双职工白领的10年、15年或20年的工资与90平方米的普通住房价格相当。
《英才》：在中国保障性住房没有完全配套的时候，房产税是不是一个弥补的措施？
许善达：房屋只是入住，是没有任何收益的，有收益就必须将房屋销售变现。所以我认为，征税应该在销售环节，可以在消费税中增加一个税目，从销售的增量中征收，这叫增量税收。而房产税是从购房款外的其它税后收入缴纳的，这叫存量税收。我认为，在中国人均收入4000美元的情况下，增量税收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办法。
另外，中国的房产关系非常复杂，住房的人不一定是房产主，房产主可能是没有收入的人群，而财产税是向房产主征税。如果征收房产税，在现实的操作中会遇到很多阻力。
目前，中国不应该征收房产税。税制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联，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时候，流转税占比最大，所得税次之，财产税最低。现在中国流转税占比从1994年的75%降到63%，所得税从15%上升到28%，其它税包括财产税在内还是维持在8%—9%的水平。
中国人均收入4000美元，征收保有环节的财产税是不符合当前中国国情的，通过房产税取代土地转让收入更是异想天开。去年土地转让收入3万多亿，谁能设计出一个3万多亿的房产税？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依据提出这种建议，可谓“食洋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