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增长率11.9%，通货膨胀率2.2%，中国经济在今年一季度又交出了一份令很多国家嫉妒的成绩单。但是，在经济复苏的道路上，通货膨胀或者资产泡沫却犹如一把锋利的刀刃正高悬于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头顶之上。宏观经济的焦点开始转移到了如何防范、应对危机“后遗症”上。
年初时，经济学家们曾将2010年经济众口一词为“最复杂”的一年。所谓“复杂”，其中一个主因是救市所注入的巨额资金。例如，最近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已临近2008年上半年创出的历史最高水平，通货膨胀预期呼之欲出；而国内房地产价格早已越过危机前的最高水平，中央政府正紧锣密鼓地推出一系列的调控政策，资产泡沫似乎已是大兵压境。
与此同时，复苏的“脆弱性”又与复苏如影随形。从去年底的迪拜世界债务危机到当前愈演愈烈的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人们甚至担忧复苏成果会因此毁于一旦。
在这些不确定性因素的纠缠下，中国宏观经济徘徊在“再次探底”与“通胀、过热”的边缘地带。经济前景如此剧烈对立地埋藏在人们的预期中，实属罕见。
在危机后遗症慢慢显现之时，《英才》记者特别专访到了4位知名经济学家，诊断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隐患”。
房地产在这一轮反弹中是一个“搭便车”者，而不是一个推动者，这一点要非常明确。
李稻葵
恢复增长不靠房地产
当前中国，年轻人对于房价上涨的不满从来没有如此强烈过，决策者在楼市调控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信号和承诺也从来没有如此强烈过，在12—18个月内，中国房地产市场会出现价格调整。
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么大，理由有两点：首先，这一轮经济恢复“V型”反弹，房地产是一个迟到参加宴会的客人，在2009年3月开“两会”的时候，当时讨论的议题之一就是如何启动房地产，而那时经济已经出现了反弹。所以，房地产在这一轮反弹中是一个“搭便车”者，而不是一个推动者，这一点要非常明确。
其次，当前的经济增长靠的是其它两个因素，一个是地方政府投资，如修高铁、建机场等，而且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现在还在继续；另一个是企业的自留利投资，很大一部分流向了更新改造、新能源等领域。
正常年份，中国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于企业的自有资金，而不是银行贷款，也就是主要依靠内部融资，而不是外部融资。现在中国经济正在恢复到正常情况，与几年前不一样的是，当前经济的增长多出了来自高铁、地铁、风电、新科技、更新改造等领域的投资，因此，我坚信，今年的恢复增长不是依靠房地产。
宏观政策包括货币政策要不断地审时度势且有预见性地提前调整，否则就晚了。在全球央行大量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的背景下，美国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央行应该将通货膨胀容忍度提高到6%-8%，但中国的情况有些不一样，由于中国还有相当一部分居民生活在比较低的水平上，他们的生活质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粮食、食品的消费，因此，较高的通胀势必会对他们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因此，从非常短期的1-2年时间来看，提高通胀容忍度的政策取向不见得合适。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将会给我们带来较大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我们需要用各种手段来化解它。从供给这头，政府可以帮助企业提高劳动生产效率，降低相关用地成本，相关行政成本，以此减缓企业产品成本价格的上涨；从需求这头，央行要非常谨慎地管理货币政策，管理好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因为一旦居民陷入恐慌反过来抢购，这将会造成通胀预期的自我实现。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汇率如果能够缓慢地、渐进式地升值可以缓解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从长远来看，汇率机制是国家大事，我们的汇率体制要更富有弹性。但从短期来看，汇率是一个政治问题，它取决于中美领导人之间的互信、谈判沟通，所以处理起来要非常谨慎，即便人民币要升值了，也要给美国一个非常明确的解释：不是因为政治压力，而是因为我们自主的调节。
汇率升值自然也会影响中小企业的状况，所以升值过程要渐进、可控，同时也需要出台配套政策来帮助中小企业适应变化了的环境政策，如为其提供各种补贴、灵活的政策，助其应对汇率上升带来的压力。
我认为有三个外部因素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他们或许会对中国接下来的宏观经济产生重要影响：首先，由于欧美在财政上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欧美宽松的货币政策将会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因此，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中国需要小心资金涌入；
其次，印度、巴西、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也对原材料形成了较大的需求，因此，国际原材料价格或将继续猛涨；
第三，局部的金融政治社会的动荡或将对中国带来危机（如伊朗、迪拜、希腊），而且这种危机是非对称的，如伊朗，它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可能不怎么样，但它却是中国的石油供应国。
（李稻葵系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去年宽松的政策一下子发了10万亿货币，加息不起什么主要作用，数量型工具在起作用。
樊纲
有大资产泡沫就完蛋
现在大家都关心房价，从宏观经济角度来讲，关心的是资产泡沫，过去30年，世界经济出现危机都不是因为通货膨胀，都是因为资产泡沫。资产价格，要么股市、要么楼市，暴涨暴跌，然后引起大的危机。
中国要想稳定发展，稳步发展，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怎样防范资产泡沫。
中国有一些特殊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很穷，其房价水平还很低。现在有人用香港、东京、纽约的房价来对比，认为中国房价应该达到多高的水平，因而吸引了世界人都来投机。但这对中国来说
还为时甚早，纽约、伦敦的高房价是几百年来涨到现在的结果，他们的人均收入已达到了三四万美元，而我们这里有人想让它两年就涨上去，这就特别容易产生泡沫。
其次，18亿亩农田还必须得保，土地供应就有限。此外，中国存在制度缺陷，一些内在稳定器还没有建立起来，使得市场特别容易波动，只能靠政府调来调去。哪些制度呢？第一要抑制需求，第二要增加供给。需求大了，或者供给少了，都会推高房价。
抑制需求行之有效的一个基本方法就是财产税，或称房产税、物业税，总之是房产的保有税，不是交易中收的税。只要你持有这个房子就要收这个税。这是调节投资性需求和住房性需求、调节大房子需求和小房子需求的一个重要杠杆。财产税开征之后，投机房产的机会成本就体现出来了，大房子税高，没有一定的工资收入就住小房子。
然后就是劫富济贫，减少收入差距——对买大房子的征高税，伦敦最高的物业税可以达到17%，你可以买一个5000万英镑的大房子，一年收你800万的税，800万英镑的税拿来给穷人建房子。这个制度，你说没用，有钱人是没用，但决定价格的绝对不是有钱人，决定价格是边际上似有钱又似没钱的这部分人，价格永远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他们一不买房，价格就往下跌，一定会抑制需求。
在供给方，怎么在有限的土地上建出更多的房子来。现在我们的容积率制度基本上要卡你，不允许你多建房子。但这个制度应该倒过来用，应该说你这块土地必须达到某种容积率，否则不能让你建房子，而且鼓励你建更高更密的房子。你看香港的房子密到什么程度。在招标当中要注明，这个容积率起码是多少，供给多了，它价格还下不去吗？以前，一说房地产泡沫了，就去打压供给方，地不给了，贷款不给了。打压供给方大家反而更紧张了，开始抢房，把原来可以延后的需求又调动起来了。
怎么调节需求，抑制投机性需求，怎么增加供给，这些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应该取消经济适用房，搞一些廉租房，把钱真正用到该用的地方。现在的情形是，低端的供应都给拆了，然后去建高端的。你要给天下的农民建经济适用房，盖到什么时候他才买得起？这样，低端的越来越没地方住。
央行已经通过发央票等形式来抽回银根。去年宽松的政策一下子发了10万亿货币，加息不起什么主要作用，数量型工具在起作用。
中国如果出现一个大的资产泡沫，就业出问题，那就完蛋了。所以一定不能让它出现大泡沫，这一点政府各部门还是有共识的。现在我们还不算大泡沫。（樊纲系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无论从美欧来说，结构调整唯一的路是再工业化，不能只做产业空心化，必须要有制造业。
刘煜辉
中国出口面临全球围剿
虽然统计局发布的CPI还比较低，但我们真实生活中的通货膨胀应该说已经很严重了。M2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速不断地超出名义GDP的增长，特别是去年超出了20个点，发行了这么多货币总要从经济的某个方面拱出来，如果不从商品，那么就从资产价格上拱起来，资产价格反过来又会传导到商品价格。
在通胀已经发生、总需求过热的阶段，毫无疑问需要采取紧缩政策。信贷扩张过度以后，人们对未来长期利率的预期很低，甚至是负利率，这就会产生一些不正当的投资，使得资源出现错配。我们需要把长期利率的预期抬高，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将存款利率大幅提高2个百分点，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现在的泡沫比2007年要严重得多。我认为股市正在平衡中泡沫化，你看到的是平衡市，但实际股价的结构已经泡沫化了。现在小股票已经比2007年最高的时候高出了10%，中股票大概还差10%，蓝筹大概差40%，但中小股票占绝大多数。而且那些股票的估值水平比那个时候要远远超出。
企业一季度报喜主要来自成本的降低而不是需求的增加。我认为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趋势没有改变，欧美在反危机期间注入了那么多流动性，但钱放出去容易，收回来是很难的。全球都在印钞票。当成本降低的优势逐步被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抹平以后，经济增长的颓势就显现出来了，即便是平衡市，也是泡沫化的过程，因为企业的素质越来越差。
劳工成本也在上升，市场经济改革所创造出来的制度红利也在衰退。随着这次危机，全球化红利也被推翻了，无论从美欧来说，结构调整唯一的路是再工业化，不能只做产业空心化，必须要有制造业。因此，中国出口在未来可能面临全球的围剿。
第一季度11.9%的经济增长率明显超出了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水平，我认为中国潜在的增长速度应该低于8%。但政府显然不愿意减速，其中一个理由——就业问题如何解决？实际上就业的问题其实不是经济增速、减速的问题，而是模式问题。
任何一个社会，就业的迅猛提升都来自于服务业、第三产业，而恰恰第三产业的核心主体实际上被绑在行政垄断部门的手里，如果民营资本能够大量真正进入这些领域，有动力做产业延伸、升级、创造的话，中国还有很大的就业潜力，因为这些能够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
目前经济增速靠投资、靠重化工，而不靠轻工。轻工包括服务业的波动不大。重化工拉速度，但不吸收就业。
（刘煜辉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
这个投资是建立在生产全面过剩背景上的投资，它可能在生产过剩上再加上一个更大的过剩。你今天是需求，明天你往哪里去释放？
王建
大投资带来金融风险
现在通胀正在抬头，这轮通胀是从2006年开始高起来，到2008年上半年达到最高峰，然后随着次贷危机爆发，国内经济走低，物价有了一段时间的下降，但从2009年下半年又开始上来了，现在是从低到高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从今后趋势看，下半年有的月份通胀率会超过5%，全年平均在4%以上。
下半年的通胀率肯定是比上半年高的，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食品价格所推动的上涨。另一个就是国外的因素，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实际上是国际上放出了太多的货币，就以这次救市行动来说，全球央行放出了30万亿美元，而且在此之前已经放出了很多货币。
现在已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虚拟资本主义阶段，新特征就是资本运动的主体不是在物质生产领域，它在金融等这些非物质市场领域，在虚拟经济里运动。货币过去是和使用价值对称的，现在货币实际上已脱离了实物运动，它在不断地自我膨胀。
次贷危机爆发使得大量金融市场商品没法交易、停止交易了，欧美金融秩序至今还没有恢复，今年上半年美国倒了50多家银行，在此之前，去年已经倒闭了100多家银行。欧洲那边主权信用危机也正在剧烈的波动当中，而且还有不断地利空会出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么大的货币量，都会涌入大宗商品来，这个领域里还是有很多需求的，所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还会再上涨，这个过程，我们也挡不住。在国际上，太多的货币把实物商品价格给炒起来，到了我们这成了一个输入性通货膨胀。
危机远远没有复苏。美国金融资产泡沫破了，但破了以后依旧没有清偿，庞大的有毒资产直到现在还摆在那。美国用的办法：第一是让你看不到这些金融资产的真实状况，它从去年初开始修改会计规则，把这些烂账都盖起来了；第二，它把烂账向后推两年，2011年才去考虑这些金融合约，它还是要算这笔账的，那问题也就来了。它的危机向后拖延的这个做法，能够保证它的去年“V型”反转，和今年适度增长，但它保证不了明后年。明年危机就要露头了。
危机再度爆发的时候，中国的外需还是要塌下来，要想再依靠利用外需拉动中国高增长是不可能了。危机期间，我们内部是生产过剩，外部是国际需求萎缩。我们用了一个更大的投资来对付出口需求的萎缩，把中国经济从去年那个泥坑里拉出来，但这个投资是建立在生产全面过剩背景上的投资，这样它可能在生产过剩上再加上一个更大的过剩。你今天是需求，明天你往哪里去释放？
明年就要进入“十二五”了，“十二五”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金融风险，背后就是全面过剩的大投资带来的金融风险。现在正是危机的前夜。
我们现在人均产出是3300美元，但是9.5亿农民年人均收入还不到800美元，这说明我们的需求和供给之间有一个巨大的不对称。作为对策，还得打开国内的需求，推动人口的城市化，增加农民的收入和消费。我们只要政策选
择正确，就能够渡过这场危机。
（王建系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修思禹对本策划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