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有的是政府官员,有的是企业精英,有的是莘莘学子,还有的什么都不是……
他们载负梦想,他们充满激情,他们怀揣野心,尤其他们大多一无所有……
就是这样一群人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都奔向一个地方。
1988年无疑是中国商业史上的一个关键年份,那一年海南省成立,由此改变了一群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商业阶层的原生态。不过,这样一个描述对海南发生的一切是远远不够的。
17年后,他们有幸的成为中国商业的领军人物,他们不幸的则沦为经济浪潮的尘碴代表,当然更多的人在各自的行业里依然默默奋斗着。
执著、冒险而不循规蹈矩,是这一群人的共同气质。就像那个时代的歌手崔健所唱的那首《假行僧》:“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人都看到我,却不知我是谁。”
如今已步入中年的他们,曾历经过一条什么样的轨迹?财富背后的冥冥逻辑又是如何主宰着人的命运?基因或密码?博弈或诡计?财富的故事扑朔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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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第一大案“石雪案”的开庭,就像是触动了一颗通往时光隧道的按扭,把人们的思绪一下子带回到17年前的中国。
就在这一年里,44岁的任正非刚从部队转业,并以2万元注册资本创建了华为公司;24岁的王文京选择从国务院直属机关辞职,以5万元的资本与几位大学同学共同创立了用友软件公司。
同样是这一年,年仅14岁的张海考入了河南大学武术专修班,并到处宣讲着自己的“特异功能”;15岁的陈天桥正在中学校园里聆听着崔健的《一无所有》;17岁的丁磊则为高考而准备着;24岁的马云被分配到了杭州电子工学院,跟马云同龄的杨元庆迈进了联想的大门,而此时的“刘氏四兄弟”则刚刚决定“放弃养鹌鹑而转产饲料”。
仍然是这一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九次大会通过了关于批准设立海南省的决定。
在此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一群不安分的年轻人,为了寻求一种能证明人生价值的新生活,纷纷跨过琼州海峡,来到了海南岛。
如今任正非的华为已成功进入了全球电信市场;王文京所打造的“用友”品牌已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马云成为了第一个荣登《福布斯》杂志全球版封面人物的中国企业家;杨元庆坐上了联想的第一把交椅;刘永好、丁磊、陈天桥都已经享受过中国“首富”的殊荣……
第一大黑色档案
27亿的惊天大案
海南牌金融大鳄的命运轨迹
2004年12月13日,一位检察官用手推着运载着厚厚卷宗的小推车,推开了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的大门。站在被告席上的中年人是原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负责人、大连证券董事长石雪。
小推车上的卷宗是公诉人员指控石雪的罪证,通过这些厚厚的材料,海口市检察院指控石雪犯贪污、挪用公款、私分国有资产、金融凭证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合同诈骗等六项罪名,涉案金额27亿余元。
法庭上还有一辆供被告辩护律师原伟使用的小推车,车上一叠叠的证据材料,是原伟抗辩控诉的理由。原伟告诉《英才》记者,这是他“第一次连续开九天的庭”。
就在“石雪案”开庭后的第三天,12月16日,海南上市公司第一投资发布了一则公告称,公司董事长蒋会成自9月上旬起就未在公司上班,亦未参加公司董事会会议,但对公司重大事项决策意见以签批文件形式作出。
2005年4月8日,第一投资发布2005年第一季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由于公司董事长蒋会成自2004年9月初至今未能正常上班,由此导致的信用危机引发了多起诉讼,这对公司经营的影响目前仍在继续。
一本描写海南的小说《白太阳》曾有过这样的一段描述:“海南的太阳看上去的确是白的,视觉明亮清新,但晃人眼,让人看不真东西,很灼热,置身其间容易让人热而浮躁,过强的紫外线也容易很快叫人面目全非……”
石雪与蒋会成的滑落轨迹是否真的与海南岛的“白太阳”有关,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一切与海南相关。
“石雪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的记性特别的好,不用看材料,尤其是对数字,对时间,对人物记的非常清楚”。原伟向《英才》记者这样形容自己的当事人。
“这个人胆子特大,跟着他干,早晚得翻船”。这是时任河南省棉纺总厂驻深圳办事处代表,后任华晨集团董事长的仰融对石雪的描述。
事实上,以上两种对石雪的评价都很贴切,翻开石雪在事业上的成长经历,“很聪明”的表述都显得有些平淡。
据公开资料显示:石雪,1963年生于北京,1981—1991年,在中国交通银行工作,并升任会计一职。1991年进入北方华银,1993年升任北方华银总经理助理,1995年升任副总经理,1996年代表华银出任大连证券董事长,1998年被中国人民银行任命为华银信托法人代表、董事长。仅仅七年的时间,石雪就爬上了华银的最顶点。
至于石雪的胆子究竟有多大,高达几十亿的涉案金额以及六项罪名指控也许可以作为一个佐证。但辩护律师原伟对于这些耸人听闻的指控有自己的说辞。
“在石雪被指控的六项罪名中,我有四项罪名做了无罪辩护,它们分别是贪污、挪用公款、私分国有资产、合同诈骗,只有金融凭证诈骗罪、非法吸收存款罪这两项做了有罪辩护。”
在原伟给《英才》提供的长达26页的辩护词中,原伟认为石雪的“身份”不符合一些公职性质的犯罪,而另一些被指控的罪状只是“形式”上符合,而事实上是“事出有因”。
如今离一审开庭,半年的时间过去了,原伟的辩护到底能不能得到法庭的采信,没有人知道,就连原伟也在焦急地等待着结果。
在对石雪案的采访中,我们力图寻找到一些海南金融人士命运的共性。为此,《英才》记者采访了大量熟知海南金融证券业的人士。“在大量涉及海南金融的案子中,犯罪嫌疑人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涉案人员大多根本不认为自己是在犯罪,因为他们认为这个行业里其他人也都是这样做的。”一位办过海南金融案的律师这样说道。
晓剑,1988年来到海南的作家,曾写有描写海南经济浪潮的长篇作品《海南大亨》以及《海南教父》。在接受《英才》记者采访时表示:“除了杀人放火之外,中国商人通过不正常手段获取财富时,他们的内心里并没有犯罪感,即便是被抓住了,他们也没有犯罪感。”
如果要将海南的“问题金融人物”做一个罗列,对金融证券业的坚持是他们的共性之一。
上世纪90年代中国金融市场上的风云人物夏鼎钧,作为海南华银创始人,也是将金融“一条道走到黑”的典型。在中国第一金融案的海南华银信托案中,一手提拔了石雪并向中纪委举报了仰融的夏鼎钧,也没有逃脱牢狱之灾的结局,而举报他的正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石雪。
与石雪、夏鼎钧拥有共同宿命的还有原海南赛格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李建民,以及“港澳国际”属下海南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法人代表李耀祺,他们的堕落轨迹可以称得上是众多海南金融界人物的命运缩影。
而有些人却与这样的悲剧收场擦肩而过,尽管他们也曾是海南岛上的金融大鳄,上海证大董事长戴志康就是这样的人物。
2004年5月,《英才》记者在一次对戴志康的采访中谈到了当时危机四伏的德隆,熟知金融的戴志康认为,是德隆对金融的驾驭能力失控导致了危机。闲谈中,戴志康还建议我们对那些从海南走出来的商人进行一次梳理,并声称“这里面有很多故事”。
的确,戴志康的故事正是从海南开始的。曾以海南省证券公司基金部经理的身份开始他的海南梦之旅,1992年5月,他成功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基金公司——富岛基金。
但戴志康并没有在金融证券领域作长时间的逗留,离开海南之后,他便将投资重点转移到了房地产领域。2004年,戴志康以17亿元的身家在胡润百富榜中排位第57。
事实上,戴志康的转型并不及时,在1993、1994年的宏观调控中,富岛基金也曾遭遇过巨大的亏空,戴志康不仅赔光了利润,甚至还搭上6000万本金,险些破产。
不过,戴志康并没有计划在金融证券业扎根,精明的戴志康在1994年收购了海南证大上海分公司,无形中为今后撤离海南铺下了道路。1998年,戴志康撤离海南,并凭借富岛在证券市场中赚来的一些利润,短时间内在上海滩成功转型,摇身一晃,变身地产商人。
第一次亲密接触
危机命中注定?
海南版资本故事的经典情节
与其他横渡琼州海峡的淘金者相比,三通集团董事长艾欣没有船甲板上晒太阳的经历,也没有感受过潮湿拥挤的船舱。1989年春天,艾欣是乘着飞机抵达海口机场的,因为当时的艾欣已经是一位身价过百万的小老板,而且在自己所从事的设计装饰领域小有名气。
“我下海的第一桶金不是在海南得的,去海南也不是为了淘金,我是带着钱去的”。艾欣说自己当年去海南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没有创业的动机,而是别人请我去做设计”,这个邀请艾欣去海南做设计的人就是如今的海南第一投资董事长蒋会成。
据艾欣介绍,当时的蒋会成还只是海南第一广告的业主,经营着一家小印刷厂,招揽着一些印名片,印信封的活。
艾欣的到来为蒋会成带去了设计装饰的人才,“那个时候有一些大楼要装修”。于是在艾欣的提议下,蒋会成的第一广告公司变成了第一装饰公司。艾欣也开始与蒋会成进行最简单的项目合作,“没有谈什么股份,一切都是实报实销,穿衣吃饭坐车,什么都报销。”
当时与艾欣合作的伙伴中,除了蒋会成之外,还有李维和昂健,其中后二者如今都是海南的风云人物。李维系罗顿集团董事长,拥有两家上市公司,而昂健为罗顿集团副董事长、博鳌文化传媒董事长。
记者从艾欣那儿了解到,在与蒋会成、李维、昂健短暂的合作中,公司曾接下过金海岸大酒店项目,“我很想把这个酒店做起来,那个时候我主持、设计、创意这个项目,还在《海南日报》打了一大版的广告,向全世界招投标,但是后来的周期太长了。”
艾欣虽然没有最终完成金海岸大酒店项目,但是这样的一个机会却使得从第一装饰公司里分离出一个金海岸公司。而从李维的财富线路图中我们发现,成立于1989年的海南黄金海岸综合开发总公司正是他财富的起点。
正当艾欣与他的合作伙伴业务开展得有声有色的时候,三通公司在内地的业务扩张迫使艾欣作出了离开海南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