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舆论对银行业2011年的高盈利增长有众多议论，银行业似乎有“不当得利”的嫌疑。这种局势，让我联想到了五四时期的德先生、赛先生之争。近百年前，这种争论的一个掠影是，鲁迅放下了属于赛先生的手术刀，拿起了属于德先生的笔杆子。
银行高盈利和德赛之争似乎有些风马牛不相及。那就让我们收起情绪化，看看高盈利的根源何在？
中国银行业在2011年集体交出了完美的财务答卷，几乎和所有制、和规模、和是否区域经营无关。因此巨额利润，很难归结为个别银行在治理结构、在产品创新、在服务小微企业方面有什么长足进步，必然包含垄断和体制的因素。
在欧美，大型银行的收入费用比大致在60％；而在中国，该比率大约在30％。动辄拥有数万甚至数十万员工的中国银行业，越来越具有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特点，一线柜员中，劳务派遣工的比例不断攀升。如果中国银行业没有如此庞大的廉价劳动力，恐怕利润就大为缩减。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如果处于与西方同等收入费用比的条件下，其税后净利润恐将缩水800亿元。
稳定的存贷利差是高盈利的另一个来源。2011年，银行业贷款余额为58万亿，净利润为1.24万亿，净利差约2个百分点，中国银行业的非利息收入占比较低，并且其中绝大部分实际上是依附于贷款的衍生收费品种。1998年之前，中国不存在稳定的存贷款利差，因此此前中国也就基本不具备形成高盈利银行的金融环境。2011年的净利差水平，和次贷危机后的刺激计划时期相比，是大幅上升了，但和国际同业水平相比，大致是低于拉美，和欧洲北美持平，略高于香港。
此外，中外银行业业务模式的巨大差异，也有助于中国银行业实现高盈利。许多人诟病中国银行业对“三农”、中小企业和普通储户服务不佳。其背后是，中国经济高增长、国民高储蓄、以及地方政府和企业在规模扩张下的资金饥渴症，使中国银行业在资金来源方面，七成依赖存款，三成依赖发债等主动负债；在资金运用方面，则七成投向对公贷款，三成投向个人金融。西方银行业则截然相反，其资金来源靠主动负债，资金运用靠零售金融。
如果我们粗略地把中国银行业的利润高增长归结为上述因素，那么，如何改变它？
其一，收入费用比。银行已被批评为行业高薪，财政部已出台严格的限薪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银行业靠人海战术规模扩张将依旧，收入费用比不太可能迅速提高。
其二，存贷款利差。这种利差的根源，进一步可以归结为银行业的垄断，以及央行对货币和信贷规模的直接控制，导致资金供不应求。如果不改善货币数量调控、不弱化银行垄断，不推进利率市场化、不搞资产证券化，要缩小利差势同纸上谈兵。更危险的是，如果不允许出价高、风险低者优先获得信贷资源，那么信贷资金投向恐怕就只能更深地受到行政权力的制约。
其三，业务模式。如果国民储蓄率依然高位，如果渴求资金的优秀企业仍然众多，那么，又怎么能让商业银行具备向在GDP占比中不断滑坡的农业、向从成立到关闭平均寿命不足3年的小微企业，优先注入信贷资金？
由此观之，离开具体国情、体制和政策缺陷，来讨论中国银行业的表现，我们只能说，至少目前银行业的高利润、低不良，比2005年之前的有亏损、高不良要好得多。
成败皆由萧何，萧何应自审。中国经济转型处于关键的战略机遇期，在此期间，我们已经观察到试图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财政货币调控，来取代金融体制改革的倾向；我们也正在观察到试图用技术创新产业创新的赛先生优先策略，来掩盖德先生的相对滞后和黯淡。不能直面这些，银行高利润命题将始终无解，银行从业人员既无法对盈利居功，也无力对亏损承过。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本文只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