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以来，一种忧虑始终挥之不去，那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前景。绝大多数人不假思索地认为，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奇迹，仍将在很大程度上复制到未来30年。遗憾且无足轻重的是，我不在那拥挤的乐观者队伍中，而是逐渐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缺乏信心。这违背了学人应该乐见未来的本能。
第一，红利消失的时代。中国经济增长依赖许多红利因素，例如全球化红利、制度红利、人口红利、环境红利等。所谓全球化红利，是指中国对外开放战略，恰好赶上了苏东解体后，自由主义思潮和市场经济理念在全球盛行，使中国能够在较长的时间复制二战之后日本的出口导向战略。次贷和欧债危机提醒我们，放任自流主义已告一段落，保护主义和政府管制在全球范围内可能卷土重来。所谓制度红利，指的是大幅精简计划体制，以集权推行市场经济的效率优势，但目前集权带来的效率在弱化，腐败在孳生。所谓人口红利，简而言之是中国可无限供应的廉价劳动力。所谓环境红利，是指中国罔顾资源和环境、换取增长的做法。上述红利都在无可挽回的消融之中。
第二，顶层设计的缺失。其实我对“顶层设计”的说法相当厌恶，似乎基本制度是极少数精英指点江山挥洒出来的。在此我想表达的准确意思是，安全和司法等基本制度的缺失。所谓安全，包括对外维护国家和国民利益完整的能力，对内国民对食品、医疗、住房、财富等生存环境的安全感。所谓司法，指的是法律体系的有效性，尤其是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产生纠纷时的妥协解决机制。我们可以看到最广泛和最薄弱的环节没有得到恰当的保护，例如政府序列中的基层政府、企业序列中的民营中小企业，以及居民序列中的中低收入阶层。
第三，权贵主义的抬头。中国政府拥有至少各100万亿元的国有资产和金融资产，拥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拥有国土海洋矿产等庞大资源。这给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增长三重转型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但也可能带来了权贵资本主义的悄然抬头。如果买办、精英、富豪等蜂拥将攀附更高一级的权力作为争取自身利益的指南针，那么社会财富分配的大格局，就会越来越按权力阶梯排列。家族式的权贵资本主义，比东亚式的裙带资本主义更叵测和更不可控。
第四，社会正义的失范。社会正义是个大词汇，精神家园的丧失和公平幸福感的弱化都隐示了这一点。举个简单的例子：国民经济的初次分配比例中，劳动者薪酬的占比，在过去12年持续下降了7-10个百分点，这大约相当于2011年劳动者少领取3—4万亿元。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利于普通民众，如此内需型增长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第五，产业升级的困惑。经济增长总是需要主导产业推动，过去30年主导产业依次为制造业、外贸、建筑地产、金融和商贸流通。目前制造业艰难转型，商贸流通平平，银行保险一枝独秀。我们还看不清未来5年哪个产业将崛起、发力奔跑来捡起建筑地产这行将落地的接力棒。
综上，我寻找不到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信心，中国模式很可能是既有天时地利人和的背景，又有“制度集权＋改革开放”双引擎的发展模式，但世异时移，至今我们更期待看到重大的区域或产业政策的对内对外开放，更期待看到政府体制自身作为被改革的重点攻坚环节勇毅改革。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本文只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