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人们对当下全球经济增长表示忧虑，预期2011及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仅为4%，其中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则从1.9进一步放缓至1.6%，欧债危机的前途未卜。那么，和次贷危机爆发前夕相比，当下全球经济风险有何不同？
一是欧债危机涉及的问题资产更庞大。2009年4月，次贷危机最严峻时所涉有毒资产约是1.5万亿美元。目前欧猪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合称）所涉主权债务余额约为2.47万亿欧元。尽管欧债所涉交易对手方不像次贷般错综复杂，但毕竟规模大两倍有余，且恶化趋势明显。所以，欧债问题不仅是希腊、意大利等能否活下去的问题，而是欧元区能否存续的问题；欧债问题也不是一两年就能有所转机的问题，而是困扰一两代人的问题。
二是欧元区解决问题的政治意愿和行动更淡薄。目前欧猪五国的欧债中，超过2万亿欧元是欧洲银行体系持有的——仅德法持有就超过万亿欧元，美国仅持有约1600亿欧元。因此欧元区以外的经济体主要扮演的是敦促欧元区采取果断措施的角色。且德、法等目前达成的几项救助方案，均悬而未决。所以，欧元区的问题不是开始解决，而是刚刚暴露。
三是全球救助欧元区的财政能力衰减。次贷危机以来，全球主要国家能采取的经济刺激方案大体都用过了。2008年至今，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年度财政赤字虽然分别从9%和5%温和下降到6%和3%，但赤字余额对GDP的占比大大上升，连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再要采用大力度的财政政策，都已很不现实。
四是全球通胀压力限制了货币政策的余地。次贷危机时，全球并无通胀威胁，甚至有通货紧缩的阴影。而近3年来，全球通胀逐渐收获恶果。各国中央银行刺激政策的能力，其羸弱的金融机构信用扩张的能力均弱化，同时面对通胀也有更多忌惮。
五是新兴国家对全球经济的承托能力不足。进入21世纪以来，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增长强劲，估计再有3-5年，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新兴经济体占全球产出可能超过50%。但是，很难想象人口达25亿、经济总量不过8万亿美元的中国和印度，会存在同时成为发达国家的丝毫可能性。
六是欧元区很可能在错误的方向中迷失。次贷危机中，没有人会怀疑宽松的取向是否正确。欧元区则不然，它必须在削减财政赤字和容忍失业上升甚至社会动荡之间；必须在加息防通胀和减息保增长之间做出艰难权衡。
七是全球的袖手旁观。全球主要国家不太可能像次贷危机中那样，在美国的呼吁和压力下救市，类似WTO那样的国际机构，也很难出台类似次贷危机那样的持续跟踪和防范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措施。
八是中国结构调整的政策外溢被严重低估。不仅外部世界，很可能中国政府自身都低估了中国转型对全球的冲击。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速将明显放缓一半，缺乏产业竞争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企业将急剧萎缩并退出市场，大量技能不足但薪酬期望过高的失业者和熟练技能岗位闲置并存。外资外贸增速大幅滑坡至个位数增长。中国的政府、企业和民众对此做好准备了吗？中国将发现，原来各项高速增长的经济数据的明显放缓，带来的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数字游戏，而是切实痛苦。外部世界似乎完全忽视了，如果来自中国的需求缩减，以及同样来自中国的廉价供给的缩减，那会有什么影响。
对比当下与2008年，简略的结论是：欧债危机不是一代人就能解决的问题，危机更大更持久，应对危机的政策和资源储备更匮乏，但人们对危机更漠然和无所作为。
祈望对这种危机的眼前的忽视是善意的。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本文只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