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轮新的改革有可能成为增税费的契机，中国历史上的税费改革屡屡踏入黄宗羲怪圈：税收改革初起，原有的税费被摊入新税种不久，新的税费层出不穷，最终无物无税。
目前的经济结构转型伴随着基本保障体制的建设，各地方政府的财政捉襟见肘，很有可能成为增税的最好借口。
税费改革有两种改革路径：一种是坚定地逐步厘清税费，税费有增有减，最终达到实现公共财政与民生财政的目标；另一种是强调税费不高，借口建立全民保障体系大规模增税，扼杀摇篮中的工商业税源。坚定地选择第一种改革路径，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与未来的公共财政、法治财政才有成功的希望。
经济结构转型意味着政府必须让利，意味着政府各层级之间的责权利分配必须重新启动。
目前的情况并不是政府收入不足，而是中央与地方政府责权利不匹配，是地方政府依赖土地收入越来越上瘾，如同晚期重症病人。
相关研究都表明，目前中国政府收入占G D P的比重已经超过30%。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主持的课题组，以及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的测算分别显示，2009年中国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为32.2%和34.06%。之前，由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满燕云教授负责的课题组，计算得出2007年中国政府收入占GDP比重就已达到32.28%。在社保尚未建立的发展中国家，如此之高的财政收入自然会让中国名列税负痛苦榜单前几名，就是再辩白也没有用。
自1994年实施分税制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从1993年的78%下降到2004年的42.7%；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却没有相应变化，一直在70%上下波动。因此，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体财政的比重回升到60%，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
目前的办法没有进行基于公共财政体制建设上的整体改革，而是转嫁成本、严格征税、增加税收：一是允许财政困难的地方政府发债，由中央财政为地方债背书；二是对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眼开眼闭，在房地产新政严厉程度史无前例的2010年，前三季度我国105个重点观测城市土地出让金收入总额高达1.17万亿元，同比增长75.2%；三是加快对车船税等地方税的立法，提高资源税的税率，提振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
建立严格的详尽的公开财政体制，向全民公开各部委、各级政府的收支账目是避免重蹈黄宗羲怪圈的必要之举，我国历史上的税收改革屡兴屡废，收效甚微，就是因为从未有基于公共财政的根本性改革，除了体制内的御史等谏官外，朝廷从来没有真正的监管者。
如果不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再多的税收收入也会进入沙漏消失无踪，或者是用于基建，或者是用于民生，甚至用于公务员工资、形象工程，不一而足。
当前税收使用效率之低不可容忍，这不仅表现在饱受诟病的征税成本居高不下，更表现在行政管理费用的大幅上升。迟福林研究发现，从1978—2006年，财政支出中用于行政管理的费用增长了143倍，其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从1978年的4.71%上升到2006年的18.73%，这远高于一般国家的比例。
与此同时，我国的地方政府成为一股独大的公司型体制，热衷于规模扩张、搞并购，急于做大而无法做强。他们承担了原本不该承担的经济职能，而挤占了市场的空间。如果政府既要保障民生，又想成为大公司，两种相反的职能，将让他们疲于奔命。
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不要当父母，也不要当恶毒的地主，双方互相监管，详尽账目公开，离小农经济远一步，离公共财政与税收法治高效原则也就近了一大步。
（作者系知名财经博客作者，本文只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