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民无法掌握土地所有权的背景下，城市化进程很可能成为掠夺农民、迫使农民成为城市赤贫阶层的过程。
一些掠夺是赤裸裸的。四川宜宾喜捷镇红楼梦村村委会把多年拖欠农民的400万元土地款印成代金券，可以在本村转让、赠予，可以继承，60岁能换成真钱；另一些掠夺是隐性的，比如剥夺了农民的土地之后让农民上楼住小工房，拥有城市社保，表面看来很公道，实际上剥夺了农民对土地的估价权。
红楼梦村发放代金券是为了掩盖利益掠夺。
1996年，经县政府同意，该村集体企业被国有化，用作红楼梦酒厂建设用地，拥有进入商业流通领域的敲门砖。
2004年，村委会和成都老渔翁餐饮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协议，被征的“347.76亩土地为划拨土地”。
2005年，村委会印制代金券，把从老渔翁公司得到的400万元变成代金券，发放到村民手中。
村民的土地在“绝密状态”下变成国有土地，中间还转手了一次，转手所得变成农民手里的白条。期间，农民被剥夺了知情权，被剥夺了参与权，甚至被剥夺了最后的现金获得权。他们比“被迫上楼”的农民要惨得多，既无城市人身份、也无城市人保障，更没有以入股的方式获得酒厂的分红权。一旦城市化，这些农民将成为无地、无钱、无工作能力的城市“三无贫民”。
有人损失，就有人得利。低价获得土地者，从农民手中获得400万血汗钱者，有份参与绝密协议的人，多多少少沾上不义之财。如果此事一查到底，看看这个享尽市场优惠的红楼梦酒厂的控制者究竟是谁，就会真相大白。
四川宜宾出现的代金券，是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血腥掠夺农民财富的典型样本。新闻曝光之后引起全国震动，地方政府的一手遮天，该地区居然可以置一切法律于不顾建立独立王国的行为，提醒在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市场所潜藏的巨大漏洞。
最糟糕的农民上楼办法，是低价剥夺农民的土地，让农民继续以农民的身份自谋生路。据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的估计，2006年以来，中国新增的数千万城镇人口中，真正转为城市居民的末民工可谓凤毛麟角。一些地方政府以统筹城乡发展或新农村建设的名义，在农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上打主意，意图通过村庄撤并、擅自扩大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范围等，侵害农民的土地权利。
另一种农民上楼法，则是给予农民城市户口与最低保障，农民以土地换取的是一个单元房，以及脱离农民身份的权利，此举的核心在于掩盖了农民理该拥有的土地议价权。农民被征地的价格全由征地主导者说了算，在圈地的过程中，大量土地成为地方政府的生财之路，加剧了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中国目前紧锣密鼓的城市化进程，事实上是1949年之后的另一次土改。当年的土改是将土地分到农民手中，公社时期前后则是将土地集中国有化，现在的土改主要是将集体土地重新流入市场进行财富再分配。
无论怎么样的土改，必须有利于农民的利益，有利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有利于财富为民所用。
在土改过程中，关键在于政府绝对不能成为土地投机商，而以中立的第三方的身份，根据经济的发展阶段，出台适时的土地政策。使农民最大限度地以有产者的身份融入城市化进程。
无论用何种方式，剥夺土地制造贫困阶层的办法都无助于中国的经济，无助于中国中产收入社会的壮大。
（作者系知名财经博客作者，本文只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