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与货币市场的发展需要具有公信力的信用评级机构。
从评级技术上而言，国内的评级机构欠缺独立发展能力。中国评级市场具有信用评级资格的机构共5家，其中4家已被穆迪、标准普尔、惠誉国际三巨头以参股或签署技术服务协议，实际上神经中枢已在国际三大评级机构。
不仅如此，国内评级机构欠缺独立品格，成为地方政府与上市公司的奴仆，正如许多中介咨询机构的角色。
2009年山西煤矿整合的过程中，整合方式和评估价格争议极大，民营煤矿基本没有发言权，且评估价格远低于市场价。对评估价格的争议，山西省有关部门回应，所谓的“赔本卖矿”，主要因为煤矿主之间屡次不合法的私下倒卖，况且有些矿仅交一半的资源价款，价款补偿没有讨价还价余地，避免煤老板心存幻想而观望。2006年《法制日报》发文，指出“煤矿安全生产评估发证竟成官员发财‘商机’”。市场人士普遍认为，评估机构被地方政府玩转于股掌之间。
国内的资产评估机构在评估资产时的高估或者低估往往成为上市公司圈钱的帮凶。前有亿利采矿权作价61亿元，后有冷湖滨地采矿权作价56亿元，一些资产评估机构的诚信荡然无存。
国际评级机构就是因为贪婪而走下神坛。全球次贷危机暴露出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的道德瑕疵，三大评级机构的国际形象轰然倒塌。
欧洲对三大评级机构极端不满。他们受到严厉指责，在欧债危机爆发前，高估了发达国家的主权债务评级，对于希腊、葡萄牙等国危险的财政状况充耳不闻，寄希望于欧元给这些高负债国托底。在危机爆发后接连下调评级，使欧洲主权债务市场风雨飘摇。
今年5月，欧盟委员会表示，考虑到评级机构所作评估给金融市场带来的巨大影响，应进一步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监管。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萨科齐发表联名信，建议欧盟重新审查评级机构的评级方法、公布评级结果的方式，以及它们对金融市场稳定的影响，并建议成立欧洲自主的信用评级机构，以免受制于传统的三大评级机构。
评级机构很重要，是全球资本与货币市场定价不可或缺的要素，左右着几万亿的市场资金流向。以稳健投资为主的养老基金、公益基金在进行金融产品投资时大都有相关规定，要AA甚至AAA以上才能进行投资。评级机构间接掌握了企业融资、投资者投资的方向。而某国发放主权信用债时，债息的高低也取决于三大信用机构的评级。
从1994年开始，标准普尔对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连续10年一直维持在BBB级。标准普尔的评级，直接导致我国所有企业和金融机构，普遍成为“不值得信任”的BBB以下“投机级”。直到2004年，标准普尔才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调升至BBB+；2005年调升为A-；2006年调升为A。这也导致我国大型企业境外上市不得不支付数百亿美元的隐性成本。
7月11日，我国专业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在京发布2010年国家信用风险报告和首批50个典型国家的信用等级。这是中国、也是世界第一个非西方国家评级机构第一次向全球发布的国家信用风险信息。
不过，即便是在欧洲也难以在短期内形成具有公信力的评级机构，原因在于，欧洲的金融市场远不如美国发达，美国的评级机构经历了百余年的历史，非朝夕可成。显然，中国的评级机构想得到国际市场认可，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评估机构与中介机构要发展，不能受制于政府，受制于企业、受制于利益，同时必须有发达而自由的金融市场，而这些，需要对独立
市场经济坚持不懈的追求。
（作者系知名财经博客作者，本文只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