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企业来说，接受融资租赁或者经营租赁，只承担了有限风险，不用像贷款那样承担连带责任。
“和银行相比，我们属于新金融。”在上海，一位租赁公司的经理对笔者说道。
这位经理曾经在银行任职多年，按他的说法，之所以选择跳槽，除了高薪，还看中了租赁公司的“新”，以及“新”带来的高速成长。
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租赁公司已经形成了竞争格局。早在1987年，中国租赁有限公司的成立就标志着租赁行业的出现。严格来说，租赁公司已经不能算是中国金融行业的新事物了。但是在这几年经济的高速发展刺激下，租赁公司获得了较大发展。
“租赁公司的经营是完全商业化的。因为央行限制了存贷款利率的上限，因此银行间的利率竞争小。”某租赁公司的经理说：“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的环节就是能够获得尽可能多的廉价资金，成本关系到了我们的生存。”
比如，银行系的租赁公司，其资金来源是商业银行的储蓄资金，成本较低，因此他们放贷的利率也就只比银行借贷高出几个百分点。但是，非银行系租赁公司经营差异性很大，比如中化集团旗下的远东租赁，他们主要通过拆借市场获得资金，利率就要比贷款高得多。
但是无论哪种形式，租赁公司的利率肯定比银行高出不少，那么他们的优势何在呢？优势就在于经营灵活。
在经营过程中，租赁公司可以充当多种角色，最简单的就是由租赁公司买下设备，然后租给企业使用，企业就免去了一次性偿付资金的压力。同时，租赁公司还可以进行回租和转租赁，比如回租就是，需要资金的企业可以先把设备卖给租赁公司，在获得资金后支付一定的利息，再把设备租回来使用。而这些功能，都是银行所无法做到的。
而对于企业来说，接受融资租赁或者经营租赁，只承担了有限风险，仅需要把部分资产作为抵押品交付给租赁公司，不用像贷款那样承担连带责任。
但是如此灵活的租赁业务也存在门槛。比如，民生银行旗下的民生租赁，就把经营业务的下限定在了3000万人民币。这么高的业务门槛，让他们和中国兴起最快的居民消费彻底绝缘。这就为另一种借贷机构——典当行——留下了商业机会。
典当行的诞生时间和租赁公司惊人地一致。尽管当前在北京和上海都不难见到典当行的踪迹，但是典当行最为成熟的区域，依然是江浙一带。和租赁公司一样，典当行的兴起也是因为银行在提供借贷领域留下了一些空白。
典当行的利润来源主要来自于两方面——利息收入和死当物品销售利润。
简单来说，典当行的利息收入实际上就是合法的高利贷。对于老百姓和小企业来说，除了政府力推的住房按揭外，很难以贷款形式获得贷款（消费贷款也在推行中）。而且，即使是企业通常还都要为获得贷款，付出一些难以计算的公关费用。相比，典当行的经营就非常灵活，通常不去审核抵押者的资金用途，就能够迅速提供资金。
在浙江温州，一位典当行老板谈论生意经时，提到一位工头为了应付招投标的资金短缺，以房产作为抵押，从他们那里获得1000万元，年利息达到18%，“利息确实很高，但是他要得很急，只有我们能够提供给他。而且，他用钱的时间也很短，就一个月，我们收了他十来万。只花十来万，他却做成了生意，何乐不为？”
除了高额利息收入，死当物品销售也是典当行的重要利润来源。“在我们这行，无力还贷的可能性很大。”一位典当行老板谈道，尽可能低估抵押物的价格，就构建了典当行经营的安全边际，“首先尽可能把抵押品的价格压低，只要抵押品作价足够便宜，即使（借款人）不还钱，我们也可以通过卖出抵押品来获得收益。”
相比银行，典当行的生意经就是“短、平、快”，即通过加快资金回笼做生意，因此他们的本金也都不用特别雄厚。江浙一带生意人都说，典当行做的生意，就是“银行留下的边角料”，但是这些边角料，都是暴利生意。
经营灵活、市场需求，金融的多样性，应该是中国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作者系财经媒体人，本文只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