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所有其他转轨国家相比，中国一直在挑战中对国有企业推行一轮又一轮的改革，并形成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国范式。
中国范式长期遵循实用主义思维，在很长时间里推行激进的控制权改革但刻意回避所有权改革，而后自发地走向渐进所有权改革，使所有权改革形成严重的路径依赖特性，渐进的所有权改革与企业重组交互进行，并产生了巨大的成本。
中国范式与其他转轨国家相比似乎更加成功，但中国范式本身将面临严峻挑战。
挑战一：国有企业能否真正实现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并跳出繁荣衰败交替的周期律？
在过去30年里，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改革，国有企业从计划经济单位逐渐接受市场经济洗礼，许多中小企业实行了民营化或者退出市场，但仍然有不少规模较大的企业保持了国有控股甚至维持国有全资，国有部门作为一个整体的产出仍然在不断增长，目前在国民经济中稳定占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比重。国有企业甚至在1978至1980年代前半期和2003年至今出现了两个繁荣阶段。
但问题是，目前规模仍然庞大的国有部门能否跳出繁荣与衰败交替的周期律而持久存在？现存的国有控股和国有全资企业能否真正实现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而持久保留国有制？
在过去30年中，国有企业呈现着繁荣与衰败相交替的周期。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半期，算是国有企业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从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算是白银时代，从上世纪90年代前半期算是青铜时代，而90年代后半期到2002年算是黑铁时代。2003年至今，可以算是第二个黄金时代。
为什么会有黄金时代，为什么又会走出黄金时代？
仔细研究可以发现，并不是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和所有权安排出现轮回，而是市场经济的波峰将国有企业带向黄金时代，又是市场经济的波谷将它们带向黑铁时代。
激进的控制权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国有企业的市场化，使它们在保持国有制的情况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但是，市场经济一定有波峰和波谷，也即市场景气和不景气具有交替性。
仍然维持国有制但经过激进控制权改革的企业，与市场经济波峰结合比较容易，而与市场经济的波谷结合却难上加难。
挑战二：实用主义改革能否真正转向战略主义改革？
在第二个黄金时代，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改革徘徊不前，这与实用主义思维并未真正放弃、战略主义思维并未真正实行有关。
实用主义其实就是机会主义。从实用主义转向战略主义，与其说是理论的指引或者高层的设计，还不如说是实用主义行为自身提供的教训。
1978年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曾经试图通过放权让利、承包制、租赁制来搞活国有企业。
到了90年代，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及合资、上市和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先后被认为是搞活国有企业的灵丹妙药。
但实践结果表明，这些改革举措要么时过境迁便不再有效，要么干脆就不能产生预期效果。
在上下求索中，实践家们终于找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思路，即所有权改革和身份制度改制相结合的改制。
国家认可了改制，并以放活、有进有退、战略性改组、布局调整、股权多元化、混合所有制等独特的语言体系将改制纳入国有企业改革的战略主义思维框架。
但2003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再次繁荣使战略主义思维受到很大干扰，特别是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管理的中央大型国有企业几乎全部保持了国有全资性质，尽管它们大多数处于竞争性领域。如果继续固守机会主义思维，则需要静候所有权改革压力的出现。
若干年后这些国有企业再次陷入财务困境，国家迫于财务压力而推行所有权改革，改革成本将会更加高昂。
更重要的是，如果不转向战略主义思维，未来所有权改革将面临推动力丧失的问题。
挑战三：混合所有制是中间状态还是终极状态？更深程度的部分民营化是否可以推行？
目前许多大型国有企业已经改造为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即使采用战略主义思维，更多大型企业也只会改造为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而不是实行完全的民营化。
那么，混合所有制在中国到底将是一个中间状态还是一个终极状态？
一方面，中国的意识形态决定了多数大型国有企业只能选择混合所有制而不是完全民营化，另一方面，混合所有制目前似乎运行良好。
我们认为，对于混合所有制还需要认真观察和细致研究。至少，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公司治理是一个全新课题。在经济学界，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
许多人都认为，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和公司治理的有效性有直接关系,但对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公司治理缺乏足够研究。
不过，一些研究表明，政治人物总是倾向于干预企业事务，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但干预私有企业往往意味着更高的成本和更少的收益，因此私有制企业的商业化程度更高。
笔者对中国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初步研究表明，混合所有制企业不同股东实行共治具有相当的难度。
特别是国家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中，高管人员仍然属于干部，他们的选拔制度和薪酬制度实现市场化存在很大困难，难以成为真正的企业家或职业经理人，他们的行为必须要迎合政治要求，这对于企业的商业化运营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挑战四，如何处理渐进所有权改革中的某些群体利益受损问题，以提高社会公平程度。
一些研究表明，在转轨国家的改革初期，改革获得众多的支持，而随着改革的推进，支持开始减少，一些原先支持改革的群体，譬如国有企业的职工，开始反对改革，因为他们担心失去工作，同时也担心财产私有化过程中的不公平。
一些经济学家直截了当地警告，转轨过程中的某些改革如果不重视社会公平性，将使少部分人得到不当暴利而某些群体受到严重损害，改革进程本身也将受到威胁。
我们认为，国有企业很难做到与市场经济的波谷结合，而随着时间推移，重化工业化鼎盛阶段必将过去，新的波谷一定出现。
在现有格局下，国有部门延缓所有权改革对于社会公平其实是一种巨大伤害。
因此，我们应该勇敢的放弃机会主义思维、转向战略主义思维，以健全社会安全网等方式减轻职工对于所有权改革的抵制，着力推行大型国有企业改制，特别是对中央特大型国有企业实行包括法人整体上市在内的法人整体改制，以实现股权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的低限目标。
同时，要对国内非国有资本显著开放重化工业领域。混合所有制和股权多元化并不一定能保证企业在短期内发展得更好，但一定会把国有企业带到一个方向正确的改革不归路。
我们可以长期维持这些特大型企业的混合所有制形态，但国家应该逐步释放更多的国有股，不断降低国有股比例，同时摈弃这些企业高管人员的干部制度，形成符合国际惯例、商业化导向的公司治理，以促进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商业化运行。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本文只代表个人观点，全文24000字将载于《改革》第10期，文章标题为本刊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