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不相信我们在开启一个大时代，你一定是一个白痴！”管理学家汤姆·彼得斯在《追求卓越》一书中的断喝，也许更适合于中国改革开放这30年的历程。
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艰难转型，压抑太久的商业力量爆发出惊人的威力。短短30年，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是如何从萎靡不振变成精神抖擞的，看到中国企业是如何从穷酸自卑变成强大自信的，看到中国企业家是如何从懵懂茫然变成镇定自若的。
虽然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发展的良好契机，但由于中国缺乏深厚、绵长的商业传统和氛围，对于没有任何经验可循的中国企业家而言，更多的时候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此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那些成功的商业英雄，无疑成为我们迷茫时期的救命草和指路灯。
松下幸之助、李·艾柯卡、安迪·格鲁夫、杰克·韦尔奇、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这是一些光灼中国商界的耀眼星辰。曾经迷茫无助、手忙脚乱的中国企业家们，纷纷“师夷之长技、补已之短处”。此中，有奇效、也有误区，但庆幸的是，我们一路走过来了，脚步从犹豫踯躅变得四平八稳、眼光从仰望变成平视。
英国19世纪著名史学家卡莱尔说：“每一个人，难道不因崇敬实际上高于他的人而感到自身更高一些吗？在人的心中，这是最高尚和神圣的感情。”什么时候，中国本土的企业家们也能“高人一等”，成为下一个世界级的商业偶像？
皮尔·卡丹撒下万紫千红
1922年7月出生于意大利威尼斯，上世纪50年代创立著名的皮尔·卡丹品牌，1978年第一次来到中国。
1978年某天，北京大街上，一位身穿毛料大衣、双手插兜的老外，从一片单调的灰蓝和军绿中气宇轩昂地走过。在他左前方，一个身穿对襟棉袄、头戴“赵本山帽”、手拎皱巴巴仿皮袋的老农民忍不住偷偷回头张望。这位外国中年男士的时尚、自信，与周围中国人的寒酸、木讷形成了鲜明对比。
他叫皮尔·卡丹。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皮尔·卡丹已经建立起横跨时装、餐饮、艺术、房地产、金融等多个领域的商业帝国。但皮尔·卡丹最大的贡献，就是让高贵的时装走下T型台，直接服务于平民百姓。
皮尔·卡丹设计的服装喜欢用饱满、浓烈的色彩。自从第一次来到中国以后，他就怀着圣教徒一般的情怀，企图把万紫千红的色彩撒向这片广袤但却单调沉闷的国度上。这位商业巨头和时装大师给中国社会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恐怕是任何一位国外企业家所无法比肩的。30年里，他频繁地光顾中国，举办了一次又一次引起巨大轰动的时尚秀，把精彩缤纷的世界一下子推到了满脸惊愕的中国人面前。
在皮尔·卡丹双脚踏上中国国土的那一年，吴仁宝、禹作敏等人开始创业，荣毅仁正在筹办中信公司，李嘉诚被请到了天安门国庆观礼台上。而当年最重要的一件大事，莫过于年底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标志着中国从阶级斗争的歧路上又回归到经济建设的康庄大道上。
松下幸之助布道经营理念
1894年出生于日本和歌山县，1918年创建松下电器，1979年6月第一次访问中国，1989年去世。
双画面电视机、高速传真机、录像机、立体声唱机、微波炉……1978年10月，访日的邓小平专程参观了松下电器的产品展览室，阅历丰富的这位领导人仍被琳琅满目的现代化产品深深吸引并震撼了。
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件大事，那就是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在国际市场上，出自日本的电子产品风靡一时、举世无敌。日本企业的强势进逼，让曾经不可一世的很多美国企业绝望得几乎跳海。
这对当时刚刚恢复元气的中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刺激和触动。于是，有“经营之神”美誉的松下幸之助，1979年6月被邓小平亲自请到了中国。中国领导人谦虚和诚恳，引发了以松下为首的一轮日本公司投资中国的热潮。从此，日本商品如潮水般涌向中国。
松下幸之助所提倡的“做企业就是在做人”的思想和团结一致、奋斗向上等精神，对中国企业界无异于醍醐灌顶；质量、人才、经营，则让中国企业家们第一次看清了一个成型的现代化企业所必备的要素；更为重要的是，松下幸之助等日本企业家的作为，让中国企业家们深刻体会到，原来经济对一个国家的振兴，比政治和军事手段更为有效和直接，这激发了很多中国企业家们“产业报国”的崇高理想。
在松下幸之助第一次来中国的那一年，首钢厂长周冠五正在向各级政府力争更多的企业自主权，香港商人霍英东在广州开始筹建中国第一家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转业军人袁庚正在游说中央领导人设立蛇口经济特区，而“傻子瓜子大王”年广久则引发了全社会的雇工大讨论。
李·艾柯卡亏损企业标杆
1924年10月出生于美国，1946年8月进入福特汽车公司，1970年升为公司总裁，1978年被亨利·福特二世解雇后加入克莱斯勒公司。1985年出版《艾柯卡自传》，不久即被译成中文。
“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1984年，35岁的张瑞敏被派到青岛一家濒临倒闭的电器厂当厂长，面对秩序混乱、纪律松散的工厂，他苦无良策，于是草拟了13项规矩贴在工厂墙上。不久后，一本叫《艾柯卡自传》的书从美国飘洋过海来到中国，张瑞敏如获至宝——因为艾柯卡当初面对的克莱斯勒公司，和他自己的企业是多么的相似啊！
艾柯卡担任福特汽车公司总裁期间，为公司创下了空前的汽车销售纪录。来到濒临破产的克莱斯勒公司后，又在短短的6年后，创下了24亿美元的盈利纪录，比克莱斯勒此前60年利润总和还要多。艾柯卡因此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时代》周刊如此赞誉他：“他说一句话，全美国都洗耳恭听。”
1984年被称为“中国公司元年”，柳传志、王石、李经纬、潘宁、张瑞敏、史玉柱、段永平、赵新先、李东生等后来闻名全国的企业家们，几乎全都在这一年开始创业。而第二次从监狱里出来的牟其中，更是在短短时间内开了一大堆公司。他们满腔热情、却一头雾水，根本不知道如何去管理一个企业？
而像倪润峰、汪海、张瑞敏这样的国企领导人，对破败亏损的工厂更是一筹莫展。有“扭亏之神”、“白衣骑士”等美誉的艾柯卡，对当时深陷亏损泥潭的中国企业家们无疑是一场及时雨。
艾柯卡虽然一直没来过中国，但他的自传对中国企业界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成为继松下幸之助之后的又一个商业偶像。
杰克·韦尔奇推行“数一数二”战略
1935年11月生于美国萨兰姆市，1960年加入通用电气，1981年4月成为通用电气公司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1992年第一次来中国，2001年9月退休。
“我看到的中国企业家大都像是在演戏。”1999年9月，从上海参加财富年会回到美国后，杰克·韦尔奇这样对记者说。当时顶着“全球第一CEO”帽子的韦尔奇，自然难以理解中国企业们对跻身于世界500强那种宗教般的情怀。
1981年，年轻、急躁、有点口气的韦尔奇，被意外地推到了CEO的宝座。面对困境重重的GE，韦尔奇坚定不移地推行他的“数一数二”战略，对企业屡屡进行并购重组。在他执掌GE的20年时间里，共完成993次兼并，使公司销售额从250亿美元攀升到1110亿美元。
1991年，韦尔奇第一次来到中国时，大家都还陶醉在牟其中创造的“罐头换飞机”的神话当中，没有几个人理会他。但1999年和2004年韦尔奇再次来到中国时，已经是“天下无人不识君”，受到了中国企业家群体最大热情的欢迎与膜拜。2004年，海尔正在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联想收购了IBM公司PC业务，TCL收购了法国的施耐德……他们迫切地需要向韦尔奇讨教多元化的“秘方”。
收益最大的恐怕是大型国企领导人，因为他们的企业面临的问题正是与当初韦尔奇执掌GE时碰到的问题相似。21世纪初，中国的国企经过“抓大放小”、兼并重组后，已经变成一头头巨型猛兽，并将在几年后发出可怕的威力。
安迪·格鲁夫信奉“专注”精神
1936年出生于布达佩斯一个犹太人家庭，1956车逃离苏联统治下的匈牙利来到美国，1968年参与创建英特尔公司，1994年首次访华，1997年卸下CEO职务。
1994年，北京中关村大街，人潮熙熙攘攘川流不息，每个电脑柜台前都挤满了前来攒机的人。第一次访华的安迪·格鲁夫见此情景，不禁热血沸腾，回去之后马上制订一个计划：直接向中关村供货。
从创立伊始，英特尔公司便无数次走进“死亡之谷”。最危险的一次是在上世纪80年代，因为遭遇日本公司强烈阻击一度陷入困境，格鲁夫只得避其锋芒，从存储器向微处理器艰难转型。在格鲁夫的领导下，英特尔击败了日本企业、击败了无数与英特尔同时起步的半导体产业公司，并在比尔·盖茨庞大帝国的攻击下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在今天的计算机领域形成了英特尔和微软两家软硬巨头垄断的局面。
在格鲁夫所著的《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一书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变革，以及如何在合适的时机搜集信息以促成正确的变革。在瞬息万变的计算机行业，稍一打盹，就可能陷入万劫不复的困境。
格鲁夫与韦尔奇可以并列为管理上的“双子星座”——前者信奉“专注”精神，而后者却坚持推行多元化战略。但在1994年的中国，企业家们都处在一种亢奋之中：三株和飞龙迅速崛起，史玉柱正在布置他在保健品市场“三大战役”，张瑞敏喊出了“海尔是海”的口号……唯一例外的是王石，那一年他因为多元化扩张陷入困境，正面临董事会的“逼宫”。他愤怒地宣称这些资本家是“门口的野蛮人”，但冷静之余，他开始收缩战线、踏上房地产的专注化之途。
王石早一点尝到苦头，从而让他避免了吴炳新、姜伟、史玉柱等人随之而来的灭顶之灾。直到数年后，热烈追捧韦尔奇的中国企业家们，才开始真正注意到格鲁夫的价值。
比尔·盖茨新经济偶像
1955年10月出生于美国西雅图，19岁时退学创办微软公司，1994年成为世界首富，并在这一年第一次来到中国，2000年辞去首席执行官一职全力投入慈善事业。
“我一定要做中国的比尔·盖茨！”10年之前，搜狐刚刚创业，公司仅有4名员工，张朝阳却常常在黑板上乱画，讲自己的宏图大志。员工们没有吭声，但却在心里面埋怨：你真傻得可以，把拖欠我们好几个月的工资发了就行……
美国新经济的兴起，让大学尚未毕业的盖茨亲身演绎了一个如何一夜暴富的神话。1999年，盖茨撰写了《未来时速》一书，向人们展示了计算机技术是如何以崭新的方式来解决商业问题的。就在这一年，百度、阿里巴巴、盛大、携程、当当等互联网公司都相继创办。盖茨和他的书影响了包括张朝阳、王志东、李彦宏、马化腾、马云等整整一代中国的年轻人，他们纷纷以盖茨为偶像，共同开创了中国的知识经济时代。
古往今来，一位商人能如此深刻地影响到全世界大多数人的生活，恐怕非盖茨莫属。他使个人计算机成了日常生活用品，并因而改变了每一个现代人的工作、生活乃至交往的方式。
自从1994年登上世界首富宝座以后，他就把自己的名字和它牢牢地绑在了一起，连续14年一直在上面稳稳当当地打着瞌睡。而他当年83亿美元的个人财富已经驴打滚似地连翻了7倍。
但大多数中国企业家只看到了盖茨华丽的财富外表，却没有学到他无穷的创新能力。微软真正可怕之处，在于它基于数据的管理力和对创新的认识度。对缺乏创新传统的中国企业界，盖茨还有更多需要深入挖掘学习的地方。
创造财富不易，如何正确对待这些财富则更难。盖茨显然挣脱了财富的束缚，至今已为世界各地的慈善事业捐出近290亿美元的财富，而在有生之年，他承诺捐出自己95%的财富。
沃伦·巴菲特坚持投资价值
1930年8月出生于美国奥马哈市，11岁便投身股海，1962年成立巴菲特合伙人有限公司，1995年首次来中国，2008年取代比尔·盖茨成为新的世界首富。
“你犯过哪些错误？”2007年5月9日，段永平花了62万美元、并且等了一年之后，终于有机会和股神巴菲特并肩坐在一起共进午餐。对段永平的问题，巴菲特坦诚相告：“我犯过不少错误，投资犯错并不可怕，最重要的是少犯错！”
在大学期间，巴菲特师从于著名投资理论学本杰明·格雷厄姆。格雷厄姆反对投机，主张通过分析企业的盈利情况、资产情况及未来前景等因素来评价股票，这让他受益匪浅。
掌握价值投资理念并不困难，但很少有人能像巴菲特一样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下去。从1965到2006年的42年间，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公司，净资产年均增长率达21.4%，累计增长361156%。
巴菲特不仅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投资家，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慈善家。2006年6月25日，巴菲特宣布将360亿美元捐给比尔·盖茨的慈善基金。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慈善捐赠。
1995年，巴菲特跟着盖茨第一次来到中国，游览了秦始皇兵马俑等地；12年之后的2007年，他再次踏上了这片热土时，中国股市正陷入全民狂欢的热浪之中。他自然受到了空前的欢迎，因为中国多达1亿的股民们都在梦想着成为他！
在和段永平共进午餐后，78岁的巴菲特身手矫健地爬上了司机开过来的一辆小卡车，这种车在美国是最普通的蓝领开的。而他的家坐落在一大堆中产阶级的房子中间，那是他在50年之前花了3.1万美元购买的。段永平回到家后，深有感触地对自己的太太说：“我要向巴菲特学习的东西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