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保持着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但中国仍沿袭着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虽只有世界的4%，耗用的钢铁、煤炭、水泥却分别占世界总消费量的30%、31%和40%。中国在人均GDP400——1000美元的条件下，出现了发达国家3000——10000美元期间出现的严重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与工业化、城市化、就业压力、资源短缺、贫富差距搅在一起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累积成中国严峻的社会难题。
马克思说，“物与物的关系后面，从来是人与人的关系”。某些人的先富牺牲了多数人的环境，某些地区的先富牺牲了其他地区的环境。环境不公加重了社会不公。
城乡不公平。中国农民为中国现代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他们却愈来愈被排挤在现代化成果之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0世纪80年代1.8﹕1，扩大到90年代的2.5﹕1，2003年更达到3.2﹕1。我国1988年的基尼系数为0.34，1995年为0.39，2003年为0.45，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0.4的收入差距警戒线。中国已变成“居民收入很不平等的国家”。
据世行分析，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之大已超过东亚与东欧各国，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扩大得如此之快。权力与财富向城市集中。农民在就业、教育、社保等方面成为二元结构的牺牲者。拿环境来说，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而中国农村还有3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1.5亿亩耕地遭到污染，每年1.2亿吨的农村生活垃圾露天堆放，农村环保设施几乎为零。农村在为城市装满“米袋子”、“菜篮子”的同时，出现了地力衰竭、生态退化和农业面源污染。
区域不公平。几十年来，中国资源富集的不发达地区源源不断地将资源输往发达地区，如今已积累了发展力量的发达地区却没有给予不发达地区足够的补偿。不发达地区在竞争中日趋落后，中国的区域差距日趋扩大，严重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统一和谐。
从1980—2003年，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由50%增加到59%，中西部地区所占比重却相应下降。从人均GDP来看，1980—2003年，西部与东部由1﹕1.92扩大到1﹕2.59，中部和东部由1﹕1.53扩大到1﹕2.03。环境也是如此。
近年来的南水北调、森林禁伐、西部地区退耕还林，最直接的受益者还是发达地区。“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没有得到落实。
阶层不公平。通过农产品的剪刀差和工人的低工资积累起巨大的国有资产，已通过各种途径流失，形成了中国社会越来越大的贫富两极分化。城市和农村内部的差距也很大，在城市中，10%的最高收入户与10%的最低收入户的差距由1998年的3.09倍扩大到2000年的5.02倍；在农村，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的差距由1998年的4.8倍扩大到2000年的6.5倍。
从环境上看，富裕人群的人均资源消耗量大、人均排放的污染物多，却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享受医疗保健，以补偿环境污染给生活质量带来的损害；贫困人群却没有能力选择生活环境，更无力应对因污染而带来的健康损害。
国际不公平。众所周知，地球的资源与环境容量有限。而西方经济学家一直都假设地球的资源无限，还假设被开采并转化成商品前的资源无价。结论是，凡经济增长都要通过高消费拉动，凡资源环境的稀缺都可通过自由贸易交换，凡世上最理想的社会都可以将资源“按需分配”。从此，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便建立在尽情开发自然、大量排放废物、盲目奢侈消费的基础之上。他们通过技术优势和军事力量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占用了全球资源。
全世界60多亿人口中，12亿人营养不良、体重不足；12亿人营养过剩、体重超标。10亿最穷的人所患的疾病是疟疾和结核，10亿最富的人更多地死于肥胖和缺乏运动。当世界粮食大量投放于发达国家喂养畜禽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人为了生存与吃饭，使更多的森林草原沦为耕地，更多的江河被截流灌溉，更多的土地被荒漠化。100多年前地球每4年灭绝一种动物，现在每年灭绝生物4万种。
人类对大自然的总体需求与污染物排放量，早在1980年前后就已超过了地球的可承受能力。发达国家不足世界人口14%，却消耗着全球商业能源的80%。为弥合差距，1992年联合国里约环发大会向世界郑重承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要占本国GDP的0.7%，并无偿转让环保技术。10年之后，资金援助反而由占GDP的0.36%下降到0.23%，除了北欧几个国家，发达国家普遍失信。新能源技术也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名义下限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
社会公平的核心就是权利和责任的对等。城乡不公平、区域不公平、阶层不公平，乃至世界不公平，都是权利与责任不对等的表现。逃避并推卸责任，都会使中国社会难以和谐，世界难以安宁。
中国的发展成本远高于世界平均发展成本。中国科学院算了一笔账，干同一件事，在世界平均状况下每花1美元，在中国就要花1.25美元。多出的0.25成本中，生态环境占0.17，结构不合理与管理不善占0.08。因此说，想了解人们生活质量与社会发展的真实水平，就要把代表平均生活质量的恩格尔系数、代表社会公平程度的基尼系数、代表经济社会协调持续的人文发展指数、代表城乡差异程度的二元结构指数、代表资源能源利用水平的集约化指数加在一起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得出比较准确的结论。
我们需要一整套新的国家绩效考核体系。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是战略性的一步。现行的GDP中只能看出经济指标，却看不出其背后的环境生态破坏。绿色GDP则扣减了环境和生态成本，其数据反映了国家的真实发展水平，能够为决策提供判断依据。但由于技术、观念的障碍，绿色GDP不可能短期出台。我们急需一套能够修正地方官员决策的考核标准，这就是官员环保考核。环保考核应包括公众环境质量评价、空气环境质量变化、饮用水质量变化、森林覆盖增长率、环保投资增长率、群众性环境诉求事件发生数量等指标；还应包括当地政府对中央各项环保法律法规的落实情况。新的绩效考核体系，将以新的发展观与政绩观来调整单纯关注经济增长与过度消费的观念，为全社会的协调发展，为弱势群体的公共利益，为执政党的长治久安提供重要支撑。
我们应该考虑重新调整国土规划。国土规划中的行政区域改革最为重要，因为可以从根本上促进区域公平。中国行政区划设置一向考虑政治、经济、自然、民族因素。我们应根据资源、人口、经济总量与环境生态的不同功能，确定不同目的，设立不同标准，调整不同区域，优化配置不同资源。
我们应加快实施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为了用计划、立法、市场等手段来解决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受益地区对受损地区的利益补偿。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应该把区域生态补偿作为重点，还可考虑对生态脆弱地区实行特殊税收政策。政府还应运用市场手段让社会各阶层之间进行生态补偿。如城市生活污水收费，用水多的应该加倍付费，特困户在生存用水范围内应该给予补贴；占用空间大的高档住宅、排气量大的汽车也应该向环境付费。对高价值商品还应开征高消费税，并在其中包含一定比例的环境补偿费。
我们还应建立国家产业补偿制度。这是要解决末端产业对于源头产业的利益补偿；解决二、三产业对于第一产业的利益补偿；解决成品产业对于资源产业的利益补偿。补偿手段应依照资源价格和机会价格，对整个产业体系实施合理的利益分配。我们还应建立有地区差别的环境政策。东、中、西部地区在资源分布、自然气候、潜在环境容量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为公平发展，我们可在排污收费标准的制定、排污总量的分配、环境税起征点的设计上推行不同标准的环境政策。
我们应保障公众参与以推进社会公平。社会公平必然是大多数民众意志的反映。我们要实行环境信息公开化，让公众知道自己呼吸的空气怎样，喝的水怎样；我们要推行环境决策民主化，在影响公共利益的大型工程开工前举行听证会，让公众充分发表意见；我们要实行环境公益诉讼，使任何公民、社会团体、国家机关为了公共利益，都可以自己的名义，向国家司法机关提起诉讼。
我们应实行一系列新经济政策。第一是发展循环经济。第二是开发新能源。第三是生态移民。
环保不仅是一门专业，更是一种理念，一种文化。我们一定要最终完成环境文化建设。一种理念要成为全社会奉行的价值观，还需创造一套能够为大众提供是非判断标准和行为导向的准则，就是引导大众过一种环保的、关爱他人的、更加注重精神超越的新生活方式。通过改变消费方式来引导生产模式发生重大变革，进而调整产业经济结构。
中国社会的公平诉求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时刻。这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要从环保这个能够使所有人共赢的领域切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解决突出问题的优势，展开一场导向和谐社会的公平实验。
和谐与公平，曾是古老的社会理想。在经历了三百年不和谐的发展之后，人类终于又开始重新关注这个问题。因为和谐公平还是混乱毁灭，已成现实选择。和谐，将为未来的人类开辟道德与美学的广阔天地；公平，将为人类和谐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和谐与公平作为一种新理念，再次出现于人类思想的地平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