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3月22日上午９时30分，位于丰台区方庄路的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第三法庭里，号称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官受贿案在此开庭。
被告人是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法庭上，身穿棕色夹克便装的马德还算镇静，对公诉机关的指控都供认不讳。法庭最终认定他在绥化市担任要职的６年多时间里，大搞权钱交易，卖官鬻爵，索贿受贿，涉案金额600多万元。而据此前的消息称，其受贿的总金额高达2385万元。
“官场二级批发商”
卖官鬻爵是一个历史名词，据史料记载，当时鬻爵的目的是救灾，国家卖一些爵位，换取一些粮食赈灾，与腐败无关。汉武帝时代，又出现了卖官，是因为国家与匈奴作战，国库开销大，光用爵位换取粮食的做法，已不能解决问题，于是便出卖官位，以增加收入，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至此，卖官鬻爵才合二为一。但此时，都是为了国家需要，也是由国家出面来卖。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卖官鬻爵才逐渐变了味，成为一些窃取公权的权臣们搜刮民脂民膏的手段。
1799年3月，清朝的大贪官和珅也是在北京下狱。马德是前有古人，是否后也会有来者？
坊间普遍认为马德案还牵涉到了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等高官。但在马德的起诉书中，并没有提到韩桂芝、田凤山、王慎义等人的名字。只有受贿罪一条罪名，没有行贿罪的指控。从刑法理论看，应该是轻罪被重罪吸收了。我国刑法对受贿处罚较重，对行贿处罚相对较轻。
马德案直接牵涉的主要是绥化市各级各部门的“二把手”官员，这些都是向他买官的人和找他批项目、批贷款、承包工程的人。
在黑龙江官场上流传一句话：“不跑不送，原地不动”。跑官、送礼是当地官场的一大风景，“乌纱帽市场”很火爆，马德在“市场”上只能算“二级批发商”，在黑龙江的政治生态链条中，他只是“承上启下”。上面有卖给他官的人，下面有向他买官的人。有买有卖，煞是热闹。
马德批发的官职根据市场情况，价格也不一样。对于肥缺，价格自然要高一些，比如青冈县的县长，马德卖了50万；而明水县是穷县，县委书记只卖了14万。马德自己的官花了多少钱不知道，公开披露的是他向韩桂芝送了80万，韩没看上眼，给她妹妹了。后来，马德没能再升官。
马德的商品不是单一的，他不但收卖官费，还收保官费、升官费，可谓卖出了花样。绥化市的局长要十几万，县级市的领导要几十万。更绝的是，他为了增加“产品”，特意为某个买官的人单设了一个局级单位：绥化市市政管理局。在马德落马后，这个局也撤了。
马德“事迹”
马德生于1949年，黑龙江人，最高学历是研究生。
马德与田凤山、丛福奎的经历颇为相似，都是从县里干出来的，后到市里，再到省里，这也是黑龙江干部升迁的一般轨迹。由于黑龙江是农业为主的省份，所以，农村上来的干部较多。
记者问过一个接触过马德的新闻界同行，他对马德的评价是：“他就是黑龙江干部的缩影，山炮、胡子(当地对土匪的称呼)加钱耙子(黑龙江土语)”。说的意思是没水平、作风霸道、搂钱不要命。当地群众对马德的评价是：光腚撵狼——胆大、敢干、不要脸。
据资料，他的第一笔受贿款是5000美元，并不是卖官得的钱，而是帮助企业拉贷款。后来，成为了“一把手”后，才开始大肆卖官的。“狼多肉少，先给领导；东西不多，先给大哥。”黑龙江官场的匪气和霸气，就是这种文化的缩影。
绥化市曾提出五个不用：“溜须拍马的不用，好吃懒做的不用，跑官要官的不用，平庸无为的不用，无德无廉、形象不端的不用”。马德也说过“坚持完善干部考察预告制、干部任前公示制、常委会投票表决制”。对此，记者在当地采访时听到这样一首民谚：“天天喊着反腐败，腐败就在主席台；要抓先抓头一排，枪毙先从中间来。”据说，这是马德在开廉政会时，下面的人给他编的。
马德的业余生活也很丰富。据材料显示，从1996年开始，他就与多名女人保持着不正当男女关系。
在当地马德还有十几个“干儿子”，大多是搞建筑、包工程的。现在看来他们是“认贼作父”，可当年他们可是恨不得把“自己有个干爹叫马德”刻在脸上。
马德也对自己的亲生儿子呵护有加。无奈，正是这种“舔犊之情”害了他在北京某大学系团委工作的儿子。2002年，马德出事以后，第一时间把赃款转移到了儿子的名下。殊不知，正是这一步“昏招”，害得他一家三口无一幸免被“连锅端”了。
据了解，马德在羁押中之所以交待问题特别积极，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想替儿子“赎罪”。爱子心切是马德“温情”的一面，那么济贫问苦，可能就是马德人性的一面。在明水县下访时，马德曾有一次给贫困户留钱、送粮和送化肥的故事。这家农户至今还对马德感激涕零，而这样的例子，马德不止一个。
如果要分析，马德卖官受贿和济贫问苦其实并不矛盾。官场必须依照官场的规则，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贪官从来就不是天生的坏人，只是环境使然。正如马德交待的，眼看着身边原来不如自己的人，都靠送礼、买官爬到了自己的头上，自己也是心有不甘，最终开始同流合污。
马德叫“屈”
“我在绥化是一把手，要定什么事情，没有定不下来的。如果没那么大的权力，或是有什么能对我实行点儿约束，我也不会有那么大胆子，收那么多钱，也就不会犯这么大的罪。”
马德的话其实我们在很多落马贪官嘴里都听到过，基本的意思都大同小异。
有人总结，贪官的共通特点是贪财好色。其实，人性里的原罪就有贪财好色。
马德在落马后大叫委屈——不是我要腐败，是没有人来制止我腐败。每天的金钱美女诱惑，我实在是顶不住了。
这样的事情一再的提醒，我们不得不提到制度问题。没有好的制度，多么修养高尚的人，也不可能每天24小时的提高警惕。
毕玉玺可以随意的赏给捏脚女20万；张二江可以公然叫嚣有一百单八将的情人。为什么？因为没有监督制度。
事实上，许多贪官在出事之前，恶行就已在民间广为流传，而最终，不是制度发现他们，而是由一些偶发事件所触发。例如，一起意外的宝马撞人案，牵出了韩桂芝；而最初一起意外的“东海龙宫袭警案”引发的黑龙江农行的丁志国案，进而牵出了马德案。
这说明什么呢？难道我们的制度机制无法发现腐败吗？只能靠群众舍命举报、靠偶发事件触发，才能查处贪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