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发生的行为在当时不算犯罪，现在规定它属于犯罪，那还按过去条文办；如果它在当时属于犯罪，现在不认定为犯罪，按从轻原则，它现在不属于犯罪。
马克思曾说，“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尽管一直以来，中国都慎谈资本，但这并不表示中国企业家的原始积累就是一片没有血腥的净土。
不得不承认，在体制转轨期间浮出水面的许多企业家身上都带有偷税漏税、行贿受贿以及侵吞国有资产、甚至走私的“原罪”，正如北大张维迎教授所说的那样：“中国的房地产商30％是大骗子，30％是中骗子，30％是无意识的骗子，10％是好的。”
于是有人提倡要对企业家“原罪”严惩不怠，而相反，有人发出了要对富豪实行“特赦”的呼吁。法律究竟应该听谁的？
法律的尴尬
我们应该不会忘记发生在“2002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中国企业家们“集体忏悔”，痛说过往原罪的那一幕——
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回忆了一段发生在1986年前后的故事，“当时我们代理一家香港公司卖服务器，赖了两年多的账，1988年在陕西做展览时，又碰到这个客户。结果我的助手主动找到他们，退给他们两万多块钱，了了我们的一块心病。”
对此，柳传志认为，早期的时候，赚钱与道德行为的冲突实际上是有过的。据柳传志介绍，联想集团在面临困境的情况下，不但赖了客户两年多的账，而且也曾在很长时间里用走私的电子元器件。
另一个站出来检讨的是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刘积仁的忏悔源于东软在1993年、1994年所开发了一套房地产交易软件，据刘积仁的回忆，东软当时在23个省推出了该套软件，共计投入了20多万的成本，赚了几千万的利润，“但六个月之后，所有这些市场都关门了，尽管东软赚钱了，但是对这样的一个过程，我感到十分抱歉。因此，如果在这个场合做道歉，我向过去购买了我们这个软件的客户表示歉意。”
曾顶着首富光环的刘永好也坦言希望集团在创业初期做过“害人不浅”的事。刘永好在企业家集体忏悔的氛围下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当时我们在江西当地的总经理在好原料买不到或者是价格比较高的情况下，就用高水分的玉米，打饲料时水分都往下掉，那确实是害人，当时我们也确实赚到了钱，赚了500万，但是以后第二年第三年，农民的猪吃了我们的饲料不长肉，就不买我们的饲料了。”
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则坦言，自己对普通工人抱有深深的负罪感，整日如芒刺在背……
重提这些旧事的意义并不是要主张对柳传志、刘积仁、刘永好及那些没有机会或没有勇气站出来检讨的企业家治罪。而是要强调一个事实，谁都会有过去，谁都会犯错误。法律如果持一种“较真”的态度，我们得到的也许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公正，而失去的却是稳定和进步。
就像当时在这次企业家“集体忏悔”仪式上充当“牧师”角色的张维迎教授所说的那样，“从现在开始，过去的事既往不咎。”
河北“30条”
张维迎的话犹在耳，2004年1月，一条“河北不再追究民企‘原罪’”的新闻在舆论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这场风波源于一份名为《关于政法机关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环境的决定》。这份由河北省政法委出台的决定被外界称为“30条”。
文件第7条规定，对民营企业经营者创业初期的犯罪行为，已超过追诉时效的，不得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在追诉期内的，要综合考虑犯罪性质、情节、后果、悔罪表现和所在企业在当前的经营状况及发展趋势，依法减轻、免除处罚或判处缓刑。
对此，河北政法委一位干部解释说，第7条的前半段即“超过追诉时效的，不得启动刑事追诉程序”看似没必要，是一个法律常识，但在实际案例中却很重要，可以避免基层司法机关模糊或不准确地理解和执行这项决定，可以避免“司法机关因启动刑事追诉程序，严重影响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或者将企业折腾黄了，而后才发现民企经营者创业初期的违法行为已超过追诉时效”的情况发生。
由此，我们不难联想到近两年来国内民营企业家们跌宕起伏的命运，在富豪们的传奇故事中，他们的第一桶金总是会遭到无端的质疑，而河北的这一红头文件无疑是对民企创业初期所作所为的一种认可，更象是给了那些“惶惶不可终日”的民企老板们一根救命稻草。
律师点评：
无论怎样都属于犯罪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颜克兵
“原罪”不是一个精确的法律术语，民营企业家是否通过非法经营而聚集了巨额的财富也不可一概而论。
过去，人们对民营经济持怀疑态度，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法时存在对民营企业及民营企业家有意刁难、对应当履行的职责虚与推诿的情形；银行等金融机构对非国有企业的资金扶持根本不能到位。民营企业及民营企业家在窄缝求生存，艰难前行，发展受到严重限制。目前一些地方政府能够从历史中接受教训，加强对民营企业及民营企业家的支持与保护，其出发点是善意的，对此我们不能加以否定。
但从整个国家法制建设的层面来看，国家法律对于“罪”与“非罪”的认定标准和程序应当是统一的，法制的统一才能够让人们对其行为的后果有一个长久而稳定的预期，才能够让法律法规得以更好的执行。
河北省政府法制委制定的“30条”，出发点和动机是好的，但其中的部分内容已经超出了其权限范围，和我国《宪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相抵触，这部分内容从法律上说应当是无效的。如前文所述，民营企业及民营企业家在发展受到严重限制的时候，其中的一部分或许就会“犯下错误”。如何认识这种“错误”，我们应当区分情况予以鉴别确定。
一方面，我国《刑法》对于追诉时效有明确的规定，在追诉期内，法院在审判时有权根据犯罪性质、情节、后果、悔罪表现，考虑减轻、免除处罚或判处缓刑；另一方面，很多行为并没有过追诉时效，而它所适用的法律却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发生了重大调整，比如过去这么做不违法，现在违法了；或者过去这么做是违法的，现在却变成合法了。但也有的做法过去现在都属于违法。这些行为的性质各不相同，我们必须谨慎地区别对待，对民企所犯“错误”既不能一概认定有罪，也不能一笔勾销；第三，我国刑法规定了“从旧兼从轻”原则，即如果过去发生的某种行为在当时不算犯罪，现在的法律规定它属于犯罪，那么它还是按照过去不算犯罪的条文办；如果它在当时属于犯罪，现在不认定为犯罪了，按照从轻原则，它现在不属于犯罪。
在已经查证核实的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例中，相当一部分是利用制度自身的缺陷进行钱权交易，对这些问题的清查，从而对制度进行改革的实质就在于完善制度安排，杜绝钱权交易的机会。他们的非法行为都是与权力相关，或都是权力与金钱交易的结果，权力一进入经济领域，社会的财富就会通过权力以各种方式转移到少数人手中。因此需要通过对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社会制度进行检讨和完善，保证能够做到金钱与权力分离，加大对钱权合谋的惩处力度。
江浙等沿海地区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社会经济水平比较高，但是地方政府并没有专门针对保护民营企业出台类似河北省“30条”的文件。可能出于沿海地区经济比较发达，民营经济对地方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影响较大，社会对其认同程度高，其在各种权力博弈中能够较好维护自身的权益；地方政府及其相关机构和部门的执法水平、服务意识已基本上能够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保持协调。
河北省专门出台“30条”保护民营企业及民营企业家、规范有关国家机构及部门的行为，虽然该规定和国家有关法律的规定不相协调，但从其促进经济发展的本意看，这本身也是一种进步，毕竟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