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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年始终不变的文化担当
文|于殿利 发布日期:2017-03-04 本文已被浏览1757次

  2017年2月11日,商务印书馆迎来了120岁的生日。120年前,我们从上海走来,成为中国现代出版事业的开启者,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早期推动者。

  这都源自夏瑞芳和张元济们怀揣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和抱负,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以世界的眼光,以现代学术和现代文化的方法,从教育和人的现代化入手,把中华民族拉入人类现代文明的主航道。

  这一时期的我们不仅出版以汉字书写的中国文化图书,如《马氏文通》、《新字典》和《辞源》等,还在中国率先出版外文图书,如《华英初阶》等;我们不仅翻译出版如《天演论》之类的外国先进思想学术名著,还翻译出版影响社会风化的现代小说如《茶花女遗事》等。

  我们不仅出书,还办报刊,创刊的诸多杂志等与后来创刊出版的100余种杂志成为商务出版史上的重要篇章;我们不仅做出版,还做文化,做实业,商务发明的第一台中文打字机荣获万国博览会大奖。这些开创性的事业,为中国培养和造就了后来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脊梁的一代代文化新人。

  90—100年前,我们经历了黄金时代,被誉为中国文化大本营或文化高地。文人志士,会聚于此;科技贤才,纷至沓来。我们的经营规模和业绩不仅在亚洲首屈一指,而且跻身世界前三;我们建成了亚洲第一图书馆——东方图书馆,创建了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出版李大钊《史学要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赵元任译《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鲁迅《阿Q正传》英译本和亚当·斯密《国富论》等流传后世的佳作。

  我们还邀请印度诗人泰戈尔、英国哲学家罗素和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等到中国讲学,成就了一个个中外学术与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所有这一切奠定了商务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难以匹敌的突出地位。

   80余年前,我们成为国难的受害者,同时也成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勇者。我们在遭受了第一次浩劫,即日本法西斯的第一次摧毁后,并没有屈服,灾难更激发了我们的文化报国之志。就是在这一时期,我们继续对自己提出了日出一书的要求;就是在这一时期,1936年,我们在全国的市场占有率仍然保持52%的垄断地位。“一·二八”事变后,时任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主编的胡愈之编发了大量宣传抗日的文章;1933年初,《东方杂志》刊发“新年的梦想”特辑,发表了100多位名人撰写的关于中国和个人生活梦的文章,梦想一个自由、平等、幸福的新中国。

  70余年前,我们成为了颠沛流离的文化坚守者。1937年,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和上海沦陷,我们再遭日本法西斯重创,总管理处先迁长沙后移重庆,其间主要出版工作曾转至香港办事处。大灾之下,必图大志。商务立即发出启事,重申学术报国之志,在战争灾难困难重重的条件下仍然砥砺前行,不仅应战时之需出版了“抗战小丛书”、“战时常识丛书”、“战时经济丛书”和《战时手册》等图书,还出版了张元济的《中华民族的人格》、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稿》、钱穆的《国史大纲》、金岳霖的《论道》、王力的《中国文法学初探》、《辞源》正续编合订本、《马可波罗行纪》、但丁的《神曲·地狱》、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还在香港出版了《万有文库》简编一二集等。商务人用自己的文化坚守向世人证明,国破不仅山河在,与山河同在的,还有文化,还有精神。

  60余年前,我们来到了北京,成为新中国新文化的重要建设者。我们把东方图书馆的藏书全部捐献给了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出版了《缩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而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等外国学术名著则成规模出版。堪称重中之重的是承载深厚大国文化、担当新中国国民教育和推广普通话与现代汉语规范化重任的《新华字典》新一版的出版和印出《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送审稿。

  50余年前,我们成为了不幸年代的万幸者,成为那个特殊年代文化沙漠中少有的一片绿洲。以“东方红出版社”名义出版俄文版和英汉对照本《毛主席语录》。全体干部到湖北咸宁参加“文化部五七干校”。1971年,受重修承载大国文化的《新华字典》的使命召唤,我们返回北京迁入了王府井大街36号,出版了《新华字典》(1971年修订版);与全国14家出版社联合翻译出版国别史;与全国17家出版社联合出版国别地理等。

  40余年前,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成为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和践行者,结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不仅成为改革开放的最重要成果,还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正式出版《现代汉语词典》,出版《辞源》第二版等。创建第一个中外合资的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约10年前,我们站在了信息时代、文化时代和转企改制市场化时代的门槛前,我们必须回答新时代给我们提出的新课题。为此,我们实施了以纸电同步为标志的全媒体出版战略,开始了以内容创新为驱动的产品结构调整,开始了跨地区、跨行业、跨媒体、跨所有制和跨国的“五跨”经营,实施编印发一体化管理、版权一体化经营、财务一体化管理,实施科学化、精细化、标准化的经营管理战略,强化了文化就是生产力、向文化要效益的企业文化新理念。

  继承“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明确了“服务教育引领学术担当文化激动潮流”的企业宗旨,明确了“品质、责任、创新、合作”的核心价值观,以及“在商言商,文化当先;创意无疆,品牌至上”的核心经营理念。

  今天,我们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间节点上,开始新的旅程。必须牢记,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留有先辈的足迹,我们所到之处都有先辈相伴的身影。同时,我们的脚步必须充满新的精神、时代的精神,属于这个时代商务人特有的创造精神。我们的事业是一代人接一代人的事业,是始终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紧密连接在一起的事业。我们必须担负起属于商务人的责任,属于我们这代人的责任,做好我们这代人的传承与创造,让我们的努力和成果不仅凝聚成民族文化的片刻记忆,还能成为后来人可以接续的事业。唯此,我们才能上不负古人,下无愧来者。

  让我们向夏瑞芳和张元济等先辈们,向所有支持、陪伴和关注我们走过120年历程的人们致敬。

  (作者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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